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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我在烟摊上看到“大英雄”牌香烟时，会有一种冲动：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精英已被埋入历史，倒是一些孱弱者在今日飞上天空。因此，我除了把那个时代叙述出来，别无他法。 1970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及其他》、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毕汝协的小说《九级浪》、甘恢理的小说《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相信未来》。 郭路生的名字就与北京老四届中学生中的第一位诗人联系到一起。初次读到郭路生诗时我的感情是冷漠的。像任何一位中学生一样我不喜爱诗歌。直到自己成为创作者后，才开始对郭路生的诗有了认识，并伴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众多青年诗人的出现而增加新的意义。在我看来，就郭路生早期抒情诗的纯净程度上来看，至今尚无他人能与之相比。我初次见到他已是1974年冬的事，那时他已精神崩溃。就我记忆所及，郭路生是自朱湘自杀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70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趴在地上的第一人。芒克、岳重（即根子）和我相识于1964年，我们都十三岁，共同考人北京三中，分在初一（七）班。1969年初共赴河北白洋淀插队。在上初中二年级时岳重的一篇作文曾刊登在《北京晚报》，第一句是：“八月，当鲜红的枣儿挂满枝头的时候……”1968年初我和岳重曾写过一点古体诗。记得在纪念毛主席生辰73周年时他提笔作赋：“一八九三年，红日出韶山，春秋七十四，光焰遍人间。”1968年晚秋为同学古为明插队作赋《卜算子》：“为明赴蒙古，毅登康庄路，北疆霜寒冻硬，程远雄心固。”除此，我们三人未见谁有过动诗的妄念。 1971年夏季的某一天对我来说可能是个重要的日子。芒克拿来一首诗，岳重的反应令我大吃一惊：“那暴风雪蓝色的火焰……”他复诵着芒克的一句诗，像吃了什么甜东西。显然，我对诗和岳重之间发生的重大关系一点预感也没有。我那时的笔记本上是隆美尔的《战时日记》和加罗谛的《人的远景》。1972年春节前夕，岳重把他生命受到的头一次震动带给我：《三月与末日》，我记得我是坐在马桶上反复看了好几遍，不但不解其文，反而感到这首诗深深地侵犯了我——我对它有气！我想我说我不知诗为何物恰恰是我对自己的诗品观念的一种隐瞒：诗，不应当是这样写的。在于岳重的诗与我在此之前读过的一切诗都不一样（我已读过艾青，并认为他是中国白话文以来第一诗人），因此我判岳重的诗为：这不是诗。如同对郭路生一样，也是随着时间我才越来越感到其狞厉的内心世界，诗品是非人的、磅腐的，十四年后我总结岳重的形象：“叼着腐肉在天空炫耀。”继《三月与末日》之后，岳重一气呵成，又作出8首长诗。其中有《白洋淀》、《橘红色的雾》，还有《深渊上的桥》（当时我认为此首最好，现在岳重也认可这首），遗憾的是，至今我仅发现岳重3首诗，其余全部遗失。 1972年夏天在北京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有了一个小小的文化沙龙。以徐浩渊为促进者或沙龙主持人。她是人大附中老高一学生，“文化革命”中的红人，老红卫兵的代表，因写《满江红》一诗影射江青而遭人狱两年。出狱后积极介绍西方文化。有幸我和岳重作为歌者而参与这个沙龙。其中多是画家、诗人。音乐家岳重立即成为沙龙的中心人物一一他是个马上就要被中央乐团录取的男低声（现在仍在其位）。我是一个永恒地唱不上高音的男高音。我们聚在一起唱歌、看画展、交流图书、过生日、出游……其时，岳重作为诗人还不为人所知。当时，沙龙中有位自郭路生以来最响亮的名字：依群。 依群，北京五中高三学生。不但写诗还写电影剧本，他为之轰动的力作为《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长安街》、《你好，哀愁》等（发表在《今天》杂志）。依群最初的作品已与郭路生有其形式上的根本不同，带有浓厚的象征主义味道。郭路生的老师是贺敬之，其作品还有其讲究词藻的特点。而依群的诗中更重意向，所受影响主要来自欧洲，语言更为凝练。可以说依群是形式革命的第一人。 很快，岳重的诗就被介绍到沙龙中。徐浩渊立即断言：“岳重为诗霸，岳重写了诗没有人再可与之匹敌”。由此1972年下半年沙龙处于岳重光辉的笼罩之下。依群渐渐消逝。沙龙中还有画家彭刚、谭小春、鲁燕生、鲁双芹，也都有诗作，谭小春有一句为“……你的红头巾凝固在天际……”彭刚则是继董沙贝、周漫游等画家以来第一位现代画家，其时刚十七岁，即以其野蛮的力量震撼沙龙。他是个天才，后考上北京大学化学系，现在美国。 同样，岳重肯定是个天才。其父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家中有4000册藏书。十五岁上他即把《人、岁月、生活》、《往上爬》等黄皮书阅尽。这是他早熟的条件。十九岁即写出《三月与末日》等8首长诗，此后一歇就是十五年。他的经历是神童式的：中学数学补考；笛子拿来就会吹；画的漫画让每个被丑化的人都开心之至；以至无师自通，在白洋淀站在船头高歌几声就进了中央乐团。青年时代我俩形影不离，如果没有岳重的诗（或者说如果没有我对他诗的恨），我是不会去写诗的。 1972年6月19日，送友人去北京站回家路上我得句：“窗户像眼睛一样张开了”，自此，我开始动笔，于1972年底拿出第一册诗集。徐浩渊在我完成前闻讯对我说：“听说你在‘攒诗’，让我看看。”这不但是她一人所见，在于我一直对思想感兴趣。因此，彭刚的反应是：你写的诗比你讲的好——你讲的都太对！依群的反应和岳重差不多，暧昧和不服气，但我自大狂式的雄心显然感染了他。他希望我能把诗写得朴素，感情要货真价实。同时对中国文化的命运表示忧虑——这是依群洗手不干的一个解释。 1973年夏到来之际，岳重遭到厄运。社会上传抄的他的诗被送到了公安局。后经中国文学研究所鉴定无大害，才算了事。从此，岳重搁笔。到1973年底时我第一册诗集赢得不少青年诗人的赞誉。岳重给我留过一个条子，别再背着你的诗集四处索取荣誉了！由于政治压力，沙龙已经解体。诗歌传抄范围更为扩大。我和芒克的诗歌友谊自那年开始，相约每年年底：我们像交换决斗的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 也是从那年开始，我抄下芒克最初的诗句： “忽然，希望变成泪水掉在地上 又怎能料想明天没有悲伤？” “伟大的土地呵，你激起了我的激情” 芒克是个自然诗人，我们十六岁同乘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白洋淀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历来有强悍人性之称，我在那里度过六年，岳重三年，芒克七年，我们没有预料到这是一个摇篮。当时白洋淀还有不少写诗的人，如宋海泉、方含。以后北岛、江河、甘铁生等许多诗人也都前往那里游历。芒克正是这个大自然之子，打球、打架、流浪，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肉感的、野性的，他所要表达的不是结论而是迷失。迷惘的效应是最经久的，立论只在艺术之外进行支配。芒克的生命力是最令人欣慰的，从不读书但读报纸，靠心来歌唱。如果从近期看到芒克诗中产生了“思想”，那一点也不足怪：芒克是我们中学的数学课代表。 1973年以后的诗人就多了。史保嘉、马佳、杨烨、鲁燕生、彭刚、鲁双芹、严力等等。其间我还见到了更老一辈的牟敦白，他和甘恢理、张朗朗一代，属于从60年代就开始艺术活动的。也有画家周漫游、董沙口等等。关于那一代人我接触有限，但他们刚好是生不逢时，在最有创造力的年龄赶上“文革“。十年过去，他们已不再提笔。 1973年我读到了史保嘉的旧体诗，觉其天赋很高，可惜没有笔录，现将手上仅有的其他人的散段抄录 马佳： 〇只要 你学会 从姑娘的嘴唇上索取诺言 你 便可以和爱情 走遍天下…… 〇我的诗歌没有旗帜 发出一道 比少女的胸脯 还要赤裸裸的 太阳光。 〇我像秋天的野果 那样沉重 我具备了十月的一切、一切…… 〇除了酒 还是酒 二十岁以前 天天都过节日 鲁双芹（女）： 〇生活并不卑贱 然而对于过去，我们连一分钟也不是圣洁的 〇我的生命像块被开垦的土地 拿去吧，走开吧，我再也无话可说…… 鲁燕生： 〇一切 都那样平庸 那样合理 那样不能让我容忍 沿着看不见的道路 我走着，走着 隐约地 我感到了 淡淡的怡人的悲哀…… 彭刚： 一见阳光 我的心就融化了 舒舒服服地 淌的遍地都是 呵！ 爸爸 妈妈 我像个孩子一样地 走着，走着 把我的一切都抛弃了…… 杨桦： 英国式的裤线和气概 我是一位标致的有香气的男子 我的歌声曾来自栅栏的后边…… 1974年底，我拿出第三册诗集，芒克准时同我交换了。芒克与彭刚，组织了最早的“先锋派”，拉我参加。一共只有他们两个人，维持了大约二个月。除此北京不再有沙龙或文艺组织，除了一些分散的小圈子。我和北岛、江河早在1970年冬便见过面。当时我和北岛是作为男高音互相介绍的，后他与芒克交往密切，还专程去白洋淀会芒克。以后一直到1978年为止，我没有再见过北岛，就我记忆所及，北岛的第一首诗是《金色的小号》。后来我与江河、宫继随有过一个三人游戏的小圈子，常常彻夜交谈。可以说，从1973年后，北京青年较有规模的诗歌活动已告结束。关于1970—1978年当中纷乱的诗歌现象，我接触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也仅为很有限的诗人的见证者。但我们是一代人，我想具有密切的类似血缘关系的莫过于我与芒克、岳重了。从十三岁结识，近二十五年过去，我们之间的友谊、纠纷、对峙使我们在众多的诗歌星系中，仍是最相近的。我欣慰地看到：芒克近期达到高峰的成熟期的诗作，也认为岳重随时都会再次崛起。 1978年，《今天》问世。 ------------------ 转自书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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