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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我为了住校，从北京四中转到育才中学。正好赶上大跃进，当然钢也炼了，试验田也挖了。这时候“文化大跃进”开始了。 当时我们班负责“写百首诗，画五十张画”的是陈乃云，她家就住在学校旁边。我和她一起写大标语的美术字和画壁画时，她动员我好好多写诗。当时我就趁机要她借我诗集看。她很热情，回家把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自由而快乐》拿来借给我。她对我的鼓励，对我在“育才”很快成了“诗人”大有关系。 陈乃云后来也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但她不知道我们曾经组织过“太阳纵队”。因为她是又看画、又弹琴的好学生，我们也去她家看画册，听音乐。她父母都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她是有头脑的好孩子。我们不会吓着她，没提过组织的事儿。后来，也认识了她妹妹三反，也就是后来颇有名气的李银河。那时候，我们就喜欢谈抽象的东西，也许是青春所致，也许是文学所致。 在育才中学，很快我写了不少诗。虽然也读了莱蒙托夫、普希金等人的作品，最喜欢的还是马雅可夫斯基。喜欢他未来派的幻想，喜欢他铿锵有力的节奏。 一次在全校的“赛诗会”上，我朗诵了在当时算别具一格的长短句：像雪崩／像山洪／积极地有力地快速地／滚动着历史的巨轮／这是谁？／我们！／青春的象征／革命的先锋…… 结果，在学校大大出了风头，我正少年气盛，锋芒毕露，一群群比我们低几年的小学生，一见到我，就尾随而来，一块儿喊：这是谁？／我们！／青春的象征……其中最活跃的是牟小白（即牟敦白）后来，他卷入了“X诗社”和“太阳纵队”。他们班另一个最不活跃的孩子，对这些浑然不觉，正琢磨着如何争得自己的生存位置，这就是马波——老鬼。那时他在练武。 教导主任白桂森老师，可能是根据上边的精神，说我这首诗有思想问题，是青年主义。根本没提党和主席，也没提三面红旗。 我委屈地自我辩驳；列宁肯定的马雅可夫斯基，好些诗也没提那些，这又不是写社论。 我又正好看了当时的苏联电影《诗人》，觉得诗人必然是反叛的，再看马雅可夫斯基的自传和别人写的传记，觉得诗人必然是受苦的。其实，根本没想到那苦会有多深，我是否可以承受。那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就自找苦吃。 我就认为自己是反对官僚和小市民的诗人，和同道者张久兴、甘露林，骇世惊俗地剃成光头，学老马的样子，穿件俄式军棉衣，腰里勒一根电线。每天早晨在育才图书馆前的小松林里，狂背老马的诗，成为育才中学的一大怪人。 在学校的校会上我多次被批评。当然，他们也是有道理的，觉得这是青春期的骚乱和躁动。好在我们光写诗、背诗，没打架寻衅，校方勉强容忍了我们。 我依然在秘密写诗，一般不出来乱念了。甘露林当时比我还是老实一些，他似乎是负责壁报的出版。甘露林的父亲是甘重斗，是当时的内务部副部长。 甘露林问我对壁报的意见，我直言不讳，认为全是一片歌舞升平，有什么意思？应该出讽刺性的，提出问题的，儆省众生的。他大为赞同。于是，我们就合作出一期“黄蜂”，和“牛虹”的意思一样。 壁报只轰动了一天，第二天被勒令取下。我和甘露林被叫到主任室。白主任第一次暴跳如雷，现在平心而论，那时“反右”刚刚过去一年，他真是为我们的前途担忧。 他说：“你们如果再大一岁，在高中，早就够当右派了。你的诗是针对谁？你的漫画为什么矛头指向团员？还画两只小狗打架？太恶毒了。还签上‘狼狼’两个字，你想吃谁？”他休息一下，又中肯地说：“回去问问你们爸爸，这样下去会是什么结果？” 我们当时虽然不知道有多严重，但知道白主任没有开玩笑。我们全蔫了，那时才十四岁。但也都没敢回家问爸爸，别添乱了。第一次明白——那是禁止的游戏。 1959年，我上一O一中学。和军校一样，穿铜扣制服，戴大檐帽，当时在北京算是准军校了。最流行的读物是《红肩章》、《船长与大尉》、《军校学生的幸福》。那时，我努力学规矩，没敢提自己的“犯规诗”，间或写应合之作。在全校大会上朗诵老马的诗： 我要像狼一样 吃掉官僚主义 证明文件 我瞧不起 任何公文纸片子 全滚他妈地去！ 借别人的诗呐喊，是趁机发泄，也算是一种勇敢。那胆子来源于我那时刚刚开始暗恋着一位优雅的女生——张美君，她无论在哪儿一出现，哪儿就光芒四射。 那时，蔡元元是话剧团团长，我算是副团长。为纪念鲁迅，我和张美君导演话剧《祝福》，又辛苦又愉快，难忘的合作。在排练和演出中，在后台和郭世英开聊。那时他主演《过客》。本来，由于我的不逊，最讨厌他老爹——郭沫若。可他本人不错，爽朗、大方、聪明，而且也喜欢诗。一点儿也不像他爹。当时，他比我高一年，我很佩服他，他也写诗。我觉得找到了同道。 两三年后，我在北海冰场上，遇见刚刚从牢里放出来的牟小白，他告诉我，“X诗社”的事情被发现了之后，参与者全体被捕了。当时小白惊魂未定。我请他到我家来，当时他紧张到要看每扇门后面有没有人。甚至怀疑我和公安局有关系。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正常起来。那时，我还笑他十年怕井绳。 其实，他没有错，没有四年，“文革”中郭世英就自杀了。我不能相信，但他的确是死了，只因为爱诗，爱用自己的脑袋想事。后来，也有确切的消息：他是被打死的。当时，他是被捆在椅子上，是背着椅子跳楼的。总之，他为此付出了生命。 人真是一种脆弱的动物。 1960年，张久兴读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学法语、弹吉他、唱歌、读诗、写诗、画画。 他固执而热情，浓眉大眼，嘴唇绷成一条线。五短身材，练一身钢铁肌肉。他从不服输，任何事情，他都想做成“最好”的。人们叫他“小拿破仑”。诗如其人，很有冲击力。 在他的动员下，我从一O一中转到外院附中。如果不转学，可能就不会有“太阳纵队”。因为外语学院附中管得没那么严。尤其是在“困难时期”，人肚子一饿，精神就宽松了，当局没精力管那么多。 一开始，主要是我和张久兴两个人在秘密写诗。当时的直接原因，是张久兴爱上了在实验中学读书的陈乃云。每天到放学时分，我们俩就在校门口等候，因为陈乃云正好骑车从这里路过。且不论恋爱故事是否成功，但至少张久兴一下子变成了多产诗人。让我望尘莫及。可见激情出诗人。很快，我们周围吸引了一群文学爱好者。 张新华是我在一O一中的同学，本来比我低一班，在我休学一年以后，我们同班了。张久兴反而比我们高一班。张新华父亲是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的副校长，是个爱文的军人。张新华也爱写爱画，一沾艺术就疯，在外语附中曾经因吃完了全月饭票，而不得不躺在床上吃伊拉克蜜枣酱。我把半个月饭票给了他，请病假回家。好在我家人口多，可以混过去半个月。 张新华竟在这年头非要画油画不可，让人哭笑不得。他对朋友真是两肋插刀。 于植信，多愁善感，一手漂亮字，一口漂亮法语。我们还胡乱穿衣的时候，他已经雪白挺刮衬衫，毛蓝布的贴身长裤。所以，人们叫他“奥里维尔”——《约翰·克里斯朵夫》里面的苍白小生。 天天他皱着著名的眉头，念一些法文名诗，波德莱尔什么的。他也写一点，还翻译一首中文诗为法文。他主要兴趣当时似乎不在创作，而在于一种诗的氛围。人们说他脚不沾地。 张振州，薛宝饮外型。父亲是大提琴教授，在月光歌舞团时期，和王人美一起拼搏。所以后来，王人美成了张振州的姑姑。她内心细腻厚道，口碑一直极佳。王人美晚年，她为王人美尽心尽力，周围人都对她的孝心感动备至。但他们不知道，她年轻时写过许多优美感伤的散文诗。谁能了解年轻时的她？ 杨孝敏，学者型的女生，学习成绩一直拔尖。敏感而略显紧张，好写点东西，也似乎过于认真，过于激动，当时粗枝大叶的我们，觉得她有“过犹不及”的毛病。 董沙贝，黑瘦黑瘦，一身运动家似的腱子肉。他从小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那就是黄永玉写的《大雅宝胡同甲二号》。而他和我又同年，又是隔壁。从小就在院子里一起画画，搞壁报。他本来动员我和他一起去美院附中，我都去了一次。但后来张久兴的热情，和美院附中的教导主任说要另考，我就来了这边。沙口大为失望。不过，这个阶段，他经常来我们这边，他当时就画些现代派油画，那时是相当超前了，只能自己秘密地画。尤其他父亲董希文又在改那张《开国大典》，每过一个阶段，总要刮掉一两个人。那会儿可能是刮掉彭德怀吧。 沙贝喜欢滑冰，喜好宗教和神秘主义。那时就会讲政治笑话。他的幽默属于蔫逗，但关键时刻往往出语惊人。 张润峰，是我们中间最小的一个。脑子快，模仿力极强，记忆力超群。但毛病也较多，其他几个人都或多或少不愿意他参加我们的活动。后来，有人批评我领袖欲强，只要投奔于我，阿狗阿猫也都收留。其实，我当时读了他的一首叙事诗，写得很有灵气，也很感人。我觉得他毛病再多，也还是才子，别人说：“那诗准是抄来的，为什么再也没有更好的作品了？”我也困惑，但我们当时看了可以找到的各种诗，但没见过原型。至今我也不太清楚。 当时，我们这些人多半是出身于干部家庭或艺术家庭，对社会上的残酷和严峻，不甚了解，至少觉得与我们无关。而且，在学校里也不屑去争权夺利，别人别干涉我们的文学游戏就行了。这沙龙的成长是在困难时期完成的。我们这个沙龙的形成，有两位不能不提。 第一位是我母亲陈布文，她和我们沙龙的每个人都见过。与其中几位都经常长坐恳谈。她自己年轻时，就给《论语》、《宇宙风》写稿，给《扶轮日报》撰文。解放后，也给《人民文学》写小说，给《新观察》写散文或报导。但始终觉得无法畅所欲言，希望在我们这一代。当时，她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文学，和许多文学青年成为朋友。周末，我家里经常挤满她的学生。想来，后来张明明对我的帮助，多半是看我母亲的面上。 她亲手帮我、张久兴、杨孝敏改诗，改文。也在读书上常给我们忠告。我们这一时期的沙龙活动，她差不多都参加了。只是，她不知道后来我们要搞组织。当时，我们沙龙许多人读书，都是向她借书。除了文学名著，我家还有一些书是她自己精选的，比如《冰岛渔夫》、《伊尔的美神》等在当时没有出版，这是解放前的旧版，都是她保存下来的。 此外，她还奇迹般地保存差不多全套的《论语》、《宇宙风》、《太白》、《小说日报》等30年代的文艺月刊。这些书是我们的一大泉源。 第二位是作家海默，当时，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去劳改了一段时间，由于劳动沉重和严重营养不良而半身麻痹，被同意回京治病。我家的诗歌晚会，他差不多都参加了。当时不愿惹麻烦，就说他是我家的三叔。因为他也姓张，所以顺理成章。沙龙里的年轻人只知道我家有个有趣的三叔。他富于激情，出口成章，而且非常幽默，你想那年头在北京还有多少这种人物？所以很快他就成了中心人物。 张久兴后来也到海默家去，和他谈他自己的诗作，后来的蒋定粤也常去他家，谈文学、生活之类。但多数人直到后来许久，才知道他是谁。 在“太阳纵队”圈子内，人们不无调侃地说我是“精神领袖”，而真正的精神上的导师，无疑是上述二位了。 我们的“精神资源”，可以说是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是书籍，除了上述家藏的书之外，海默家的藏书，也是我们争相阅读的“资源”。比如雷马克的《凯旋门》、《流亡者》，巴尔扎克的《刚巴拉》等都是罕见的解放前版本。《基督山恩仇记》更是国内当时绝对见不到的。 再者，当时我父亲有北京图书馆的内部借书证，可以借许多当时中国的禁书，像《十日谈》、《地粮》等。同时，我父亲也买了许多后来被称之为黄皮书和灰皮书，这才读到了《麦田守望者》、《在路上》、《向上爬》、《愤怒的回头》等作品，我拿《愤怒的回头》到学校，热情推崇，从头到尾读给朋友们听。那时虽然也喜欢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及其他》、阿克萧诺夫的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等，总之，读遍了当地的“内部图书”，但最喜欢也最受震憾的还是《麦田守望者》和《在路上》。 当时狂热到这样程度，有人把《麦田守望者》全书抄下，我也抄了半本，当红模子练手。董沙贝可以大段大段背下《在路上》。那时居然觉得，他们的精神境界的和我们最相近。 那时，我们读书、谈书成了主要话题。所以搜寻书刊也是重要活动。外语学院附中，离琉璃厂最近。下了课，我们流连在旧书店。在这里，我买到了《美国现代诗选》，也第一次读到了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让一保尔·萨特是上大学后才从内部书中读到他的作品，那是后话了。 第二是画册，前面讲过陈乃云家的俄罗斯画册，而我家有从欧洲尤其是从法国带回来的画册。我们也常去图书馆看各国可以阅览的画册，也去参观有限的各种画展。 国画欣赏的机会更多，我们就住在琉璃厂旁边。 第三是电影，当时引进了一批外国电影，至今来看水平也不低，那种西方幽默，给我们震动很大。卓别林的《淘金记》。《凡尔杜先生》、《城市之光》等，都是这时开始内部放映。而公开放映的英国影片《一个士兵的经历》、《鬼魂西行》，德国的《神童》、《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古堡幽灵》，西班牙的《影子部队》，法国电影《红与黑》、《她在黑夜中》，奥地利影片《冰上的梦》在北京家喻户晓，我们都看了很多遍，张润峰差不多能背下来全部台词。 可见，在困难时期前后，“人们饿瘦了躯体，养壮了灵魂。” 在这样状况下，我们沙龙的人，都创作欲极强，很想找机会表现一下，光在小圈子里比试，觉得很不过隐。还想大展鸿图。 但陈乃云比较面对现实，有一次来我家参加诗歌晚会，完后，她诚恳地对我说：“还是要注意些，不然会有麻烦。”我听了根本没放在心上。 我曾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当时在中国，在那样的环境，对写诗、搞文学的可能危险性，也有所察觉，但怎么还那么“胆大包天”呢？ 可能，我们那一圈人，从小就住在寄宿学校，对社会基本毫无了解。自己头脑中的社会和外在世界都是从文学中演化出来的幻象。而且，初生之犊没见过真虎，当然没有畏虎的心态。 我母亲和海默在言谈话语中，对官僚的蔑视，对文化界党棍的鄙视，直言不讳，我从小就耳濡目染。例如说：周扬是一脸死人白。当时周扬如日当空。原来在延安，把我父母打成特务会议的主持人，就是周扬。我母亲不怕汇报，当时不只一次告诉我们说：当年爸爸被拖到台上之后，李江（另一个原来在北京的艺术家）上台去揭发说：张仃是特务，是发展他参加特务组织的联络人。歌唱家杜士甲跳到台上去，说：周扬同志，张仃要是特务，割下我的脑袋！周扬慢条斯理地说：杜士甲同志，你的脑袋值几个钱？第二天杜士甲也被抓成特务了，他气疯了，在回去的路上，趁看管人不在意，纵身跳到路边的井里。未料到，是个枯井，摔得鼻青脸肿…… 这样的故事，我听得多了。年少气盛，不但不怕，反而觉得，搞艺术的人就得有这么个气魄。恰好身边又有海默这么个榜样。我就觉得为艺术，冒风险算得了什么？认为当艺术家就是叛逆，一点儿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也在朋友中讲这些故事。基本的意思是，状元当不了艺术家，艺术家也不屑去当状元。 那个阶段，我们写诗、画画，和现在的状况很不相同。因为那时候，我们很清楚，自己的东西，不但不合潮流，甚至相左，根本没有发表的可能性。所以，不可能在可预计的未来被社会承认。另一方面，也绝不可能用这些作品去卖钱。当时社会不允许，我们也没有这个概念。只是想当艺术家，这个“无冕皇帝”的头衔，足以使我们自得其乐。 我们这样的选择，我母亲很支持。这也许是因为我家男孩子有五个，实在让人心烦。有一个想“为艺术而艺术”，也算是一种调剂吧。另一方面，母亲从小就喜欢文艺，始终未能如愿。所以，也许她对我有些期许。 母亲常常告诉我，艺术家就是叫化子，问我是否甘心如此，那时候，我已经看过《梵高传》、《米开朗进罗传》等等，心里有了一个价值标准，恨不得自己再穷困潦倒些才好。最后，母亲劝我好好学门手艺，以谋食粮，譬如理发等等。 1962年，当我们这伙人心气最盛的时候，正好来了一个施展的机会。当时母亲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文学，该校有一群诗歌爱好者。学生会主席张绪曼来我家，和我母亲商量举办一个大型诗歌朗诵会。我正好在家，就一起商量，我们和他们联合举行，上半场朗诵名著，下半场读自己的。 我们这些人很兴奋，每个人都认真地准备。杨孝敏准备普希金的《致大海》，她又请来一位女生，蒋定粤——抗日名将蒋光鼐之女来助阵。两道剑眉，果然是将门虎女。人们说她像西班牙女郎。 那天至少来了百十口子，座无虚席，后面也站满了人。我们这伙中学生虎虎生气，尤其下半场，张久兴朗诵了“马式风格”的一组短诗，尖锐幽默，使人耳目一新。张新华也朗诵了自己的诗作，但他在下面谈笑风生，一上台有些紧张，可能是他不如张久兴那样自信。我全文朗诵了长诗《燃烧的心》，实在太长了，居然大家坚持听完，然后掌声雷动。其实，大学生也是年轻人，和我们差不多。他们也兴奋不已，工艺美院的黄传伟、张鸿宾都跑到前面来，和我们接着交谈。张明明是后来才发文讲述这件事的，当时她并不在场。 我在诗的结尾说：我们——太阳纵队！ 董沙贝平时说话不多，但一激动起来，比我们还疯。散会时，已经半夜了，人们沿着马路往我们家走，边走边兴奋地交谈。我们不只以为“震”了大学生，因为诗只有与读者直接见面，朗诵给他们听，看看到底能不能撞击别人的心灵。因为这以前我们只是在沙龙范围内，自我欣赏，到底有没有点真东西？心里还是没底。这第一炮打响了，使我们信心倍增。 沙贝突然兴奋地大叫：“咱们就真的立刻成立‘太阳纵队’！”一句话，把谈话中的火花，变成熊熊火光了。七嘴八舌，如何活动，如何自己动手刻钢板，自己印刷，等等，一系列的计划。那天人太多了，有一半人留在我家继续聊了一夜，另一半人在大街上遛了一夜。 可见，那会儿，我们爱诗、爱艺术到了半疯状态。那会儿，真是没想到政治的阴影将会多么沉重。我们又不想当官儿，政治和诗有什么干系？ “太阳纵队”的确开过一次正式的成立大会，那是在老北师大的莜庄楼。在一间腾空的教室里，下午斜阳，懒懒照在墙上。那是1962年底或1963年初。参加的人有：张久兴、张新华、董沙贝、于植信、张振州、杨孝敏、张润峰和我。由我起草了章程。那时，还是太年轻，我在章程开始，直率地说：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可以称道的文学作品，我们要给文坛注入新的生气，要振兴中华民族文化云云。那时，我哪里知道，当时文人们失去灵感、失去灵气的原因和苦衷。 我们打算至少每个月搞一次比较正式的文学沙龙活动，每次每个人必须有新作品问世，墙上挂画，诗人们朗诵作品。然后，切磋研讨，慢慢形成艺术强力集团，最终会被社会承认。 在那个阶段我写了长诗《燃烧的心》、独幕剧《对话》、电影剧本《孔雀石》和一本短诗集，其中自己比较满意的是《鸽子》。我也画了《丹柯》、《随梦录》等画作。 张久兴那时的主要作品都是短诗，张新华也是。 后来加人的牟敦白作品比较多，有诗、有文，也有画作。 我的这些作品的风格显然受洛尔迪、艾吕雅的诗影响较大。喜欢用比喻、象征，也喜欢用颜色来装饰。我画的画，在那时受蒲菲和其他后期印象派画家的影响。 当然，用语言来描述原来作品的风格，就很难贴切。原来在写“太阳纵队”一文时，以为作品已经全部散失了。这次回到北京，才听说这几年来，有许多有心人已经开始整理和收集这方面的东西了。他们也收集到一些我的短诗。 早几年，我们沙龙后来加入者，甘恢理打算出一本我们这个沙龙参加者的作品集。据说材料已经收集不少了，可他突然病逝，使那些资料就下落不明了。至少，我不知道会在哪里。 郭世英的沙龙X诗社成立，那时他正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据说由于他们想去法国，被破获，全数被捕。消息很快传开，我们立刻停止了有形的组织活动，只是同人来往而已，化整为零。所谓：凛冽冬风百草散。 1963年，我们沙龙人员也发生了变化。张久兴参军走了，成了坦克兵，而于植信因为要去法国留学被发现，被送去天堂河农场“组织劳动”。秋天，我上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同班有一O一中的同学巫鸿，他和我当时在文学艺术方面都很谈得来，他也通过我认识了沙龙中的各位朋友，也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 那个年龄的人都很重视难得的友情，那时我们就成了铁哥们儿。我们也都写东西，也画画、摄影，志趣相投。又同时爱上了蒋家的女孩子，我追蒋定粤，他追妹妹蒋定穗。她们家的大哥蒋建国也是中央美院毕业生，搞版画、摄影，二哥蒋之翘写古诗，蒋庆渝写新诗，小弟蒋庆宁也一心想写小说。那一段时间，他们家成了这阶段的沙龙。 1964年至1965年，地下沙龙的压力越来越大。我的朋友袁运生的毕业创作《水乡的回忆》，被视为西方资产阶级艺术观的产物。在官方权威杂志《美术》登了这张画，准备批判。学校里马上剑拔弩张，这幅巨幅油画搬出藏画楼，堆在乒乓球室，准备大批。 袁运生、丁绍光、张士彦三个叛逆型画家，和我们都是铁哥们儿。当时袁运生已经去了吉林，还不知道大祸临头。 我和吴尔鹿、于植信、蒋定粤分别商量，怎么救哥们儿一把。我忽发奇想，偷走它！失去了靶子就无从批判了。我那时真喜欢那张画。我决定独立行动。趁美院团员大会之际，校园里没人，我潜人学校体育馆，从画框上割下那张画，卷成一卷，极为惊险地混出学校。 当那张画铺满了我家客厅的地板，吴尔鹿跑来欣赏。我大汗淋漓，一面为老袁高兴，一面为自己独行侠的成功而得意。 公安机关为此到美院“做案现场”，做为政治案件处理。气氛紧张，没人怀疑过我。 哥们儿纷纷来欣赏那张画，对我的邪大胆五体投地。蒋定粤以女性的现实精神告诫我：当局一旦获悉，这一条就能判你。对此，我是毫不在乎。我相信都是铁哥们儿。 当时，沙龙人员也在流动中，一次在天安门集合准备到文化宫去活动时，董沙贝和吴尔鹿骑车过来告辞，说他们不去了。事后才知道，人们当时已经觉得，我的领袖欲太强，老想当“精神领袖”。所以，就会使同龄人心理上不舒服。那时有人已经给了我四个字——“不可一世”。可见年轻的艺术爱好者们，真不知天高地厚，人生艰险。其实我天生对人热情。那时，一方面我年少气盛，也无所谓。另一方面，也照顾不同的人面，所以沙龙也只好分散活动了。你总不可能让人人都能互相容忍。 在那一阶段，主要活动除了上述的蒋家沙龙，还有其他的活动地点，特别是在一个不愿写他姓名的朋友家，那时我们是好朋友。他家的沙龙主要去的人有李昌元、朝增兴、巫鸿，吴尔鹿只去过一两次，后因和他不和而不去了。他家除了有大量的灰皮书、黄皮书，还有最新的西方音乐唱片。后来，也是在他家”听了“披头四”，我们开始迷上了现代音乐。 一天在他家吃午饭，我们放着德国现代歌剧唱片。他父亲进来，脸色就不太好看。我那时居然没注意到。等放完一面，本应该赶紧换一张古典的。我却拿自己不当外人，又放那另一面。老天！ 那年头儿，现代音乐就是反动音乐。我真是个不顾后果的祸头子。 他们老两口儿诚恳地找我谈话，给我亮出了黄牌。他们当然怕我影响他们的孩子，同时也担心我这样下去非常危险。当时，我很耐心听他们的劝说，心里却觉得他们多虑。后来回想，他们是有预感的，他们对残酷的政治比我们清楚。对政治斗争，也有长远与深刻的记忆。 初生之犊，哪儿听得懂？另一个活动地点是在阜外大街一片楼里。郭世英一案里，最年轻的一个牟小白，最早被放了出来。就跑来找我，自然而然，他就成了我们沙龙的新人。 他家成了另个活动地点，也有时候去王东白家、去甘恢理家，后来又认识了郭大勋、郭路生。我们经常聚会，玩秘密写诗、画画，游戏，喝酒。没有钱，只能喝廉价酒。下酒菜往往是咸菜，或生拌大白菜。有一次董沙贝带来个青萝卜，用铅笔刀削了削，大家觉得别有风味。他还会把萝卜雕成一只猪。连吃带玩。张士彦是老大哥，他已经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到文化用品公司上班了。每次他来看我们，总是带一瓶“中国红”。大家齐声喝彩。 那个时期，我写了一本短篇小说，也许受了海明威早期小说影响，风格比较像散文，情节性不是很强。记得有一篇是根据王东白讲的一个真事，发展变化而来的。写的是一个日本女孩，在中国长大后邂逅一个中国男孩的故事。另一篇是关于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的故事。有次，我哥碰巧翻到我这篇小说，他大惑不解，问我：想说明什么问题？我说这没法说清楚。 那时候，我哥哥正在“哈军工”上学，他在党内还是个干部。戴晴开玩笑说：他是我们上级。他们暑假回到北京，和我们一起玩。他们听说我爱朗诵，晚上在颐和园长廊，我先朗诵老马的，然后朗诵艾品雅的《自由》、《贝里》……他们大为惊奇，可能我们接触的文学不是他们熟悉的，而是另类。戴晴当时也喜欢文学，正在熟读《红楼梦》。那是，我们的趣味是有些差别，似乎我们那伙人太“现代”了。我估计那会儿，他们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位法国诗人。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关心与宽厚，使我感动。但我并没有给他们念我那些“不合时宜的”怪诗，也没告诉他们我们有那样的沙龙。 我们那时有两套系统，一套对付社会，一套是我们自己的游戏。 有一次，在展览馆餐厅门口聚会，吴尔鹿和牟敦白与我谈起，到底我们写的东西，到了什么水平？是文学青年的习作，还是已经可以算是成熟的文学作品？ 我们争来争去，后来决定，一个月后，每个人拿来一篇新作品，既要有自己的风格，和自认为有艺术性的作品。同时，也不触怒社会，然后投给《人民文学》，投石问路。 一个月后，我拿来了《进军号角》，很受老马未来派风格的影响，是首政治抒情诗。但是艺术必须走出一条新路。在那时，也必然要先批判西方没落的艺术。同时，也写了毛泽东。但没有从感恩的角度来写，而是试图从一个人、一个诗人的角度来赞颂一个质朴的人。 我忘了别人写了什么，总之，大家同意投我写的这篇。 必须说明，那时候我们“太阳纵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秘密写诗，只是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但我们也没想用诗来反对“现政”，对抗当局。我们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 我们以马雅可夫斯基的话说：从我们自身角度，诗人是天生的革命者，天生的叛逆。但和无产阶级的集体性的团体革命，是不一致的。可以说《进军号角》，是用老马式的语言，阐述我对文艺必须革命的愿望。当时，有个错觉，认为党内官僚系统是下面搞的，而毛是诗人，周是智者，他们心里是清楚的，可改变不了整个官僚系统。 我这首诗，没有通过任何关系，而是像千百投稿者那样寄给《人民文学》的，未曾想到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大概两个星期后，我的干爹朱丹伯伯来电话找我去。先插一句，朱丹伯伯是我父亲多年的老朋友，因为他自己没有小孩，就计划把我过继过去。后来，他妻子有个亲戚的孩子也过继了过来，我就成了哥哥。后来就改为“干儿子”了。他原是文化部艺术局负责人，特别爱开玩笑。知道我去看他，传达室问我和他什么关系，我张口结舌。他说：下回再问你，你就说“太子乾天下”！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豪爽与幽默。 我一到他家，看见冯牧先生也在。朱丹伯伯见了我激动地说：怎么你写东西也没告诉我，也不拿来让我们看看就直接寄出去了？我嗫嗫嚅嚅不知如何回答。后来鼓起勇气说：自己写的东西，好不好还不知道，不想借您的力量去帮忙。冯牧先生淡淡地一笑说：现在年轻人真厉害。 他们告诉我，这首长诗在文艺界上层引起很大震动，下期《人民文学》就要全文发表。发表以后，很难想象是什么影响。朱丹伯伯又兴奋，又担心，因为当时文艺界正处在一个进入敏感时期的关键时刻。 后来《人民文学》一位姓雷的编辑找我谈了谈，他见我这么年轻，颇为感慨。说让我改一些小错。 这个消息，不知从何途径也传到中央美术学院。那时候对能够凭自己冲入社会，得到承认，就觉得是“天才”了。于是人们开玩笑，把我也列人美院十大才子之列。 “太阳纵队”的人，也都兴高采烈，认为我们这几年的苦学苦练也终于被社会承认。所谓也够“公认水平’了。可见，那时我们也并不刻意与社会相左。还有年轻人的虚荣心。 可这一段如果真的“如愿以偿”，我们会不会也登堂入室，弹冠相庆，就此被收编为“御用文人”。是有那种可能性，其实，党组织没有我们自己那么天真。 那首诗，始终未能发表。 第一，正好文艺界开始批判“中间人物论”、“人性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而邵筌麟首当其冲。后来才知道，是邵筌麟签发我那首诗的。第二，后来听当时市委宣传部长陈克寒的女儿告诉我，关于大学动态的内部资料，把我描绘成一个流氓般的“资产阶级文艺青年”。 我的名字和“坏人”相等。 你想，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被他们相中。 在明白即使你的作品合了当时社会的“格”，人家也不会给你发表了，于是，我们决定自己出手抄杂志。 因为，知道这是非法的，所以，只是在我家小规模地试行。我父母也参加了，他们的思想在当时，也实在超前了。 其实出版方式也很简单，大家都用同样大的16开纸，稿纸和图画纸都行，留下装钉线就行了。当时参加的还有陈乔乔、耿军、邹枫、张大伟、蒋定粤、张寥寥等。谁主编谁来设计封面。我主编的那期封面是铁栅，用红色透出两个大字：自由。 也许，那是一种预感，一种对自由没把握的惶惑状态。 那期我记得乔乔写的是回忆童年的诗，那风格比较古典。耿军是漫画连环画，是讲当时恋爱的几大戒律，十分有趣。邹枫和蒋定粤都是抒情散文，比较古典。张大伟是怪异的梦幻录，还有光怪陆离的插图，很受象征派或有爱伦堡的恐怖气氛营造痕迹。张寥寥画的讽刺漫画，画上有河马等等，十分可笑，而河马正好在撒尿，而尿下有一棵小小的树，旁边写“劲松”。 我是用两种不同风格画了两张画，写了两首诗——“对春天不同的解释”，一边是用古典风格，另一边用现代风格。 “文革”一开始，我们马上请蒋定粤把这些期杂志藏起来，后来似乎在她家也不安全了，就转移到理召女士家里去。再后来，她也保不住了，只好付之一炬。 1966年，袁运生的画、“太阳纵队”组织、秘密聚会、与法国留学生交往、我的诗、我的政治笑话——种种原因，我被抓，我逃跑，我被通缉……在与朋友们匆匆分手之际，在送给王东白的本子扉页上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逃到南方的时候，甘恢理写下伤感的别离诗《我不相信：你真已离去》。 当时，人们传说我已经逃到了海外，其实我只是逃到了杭州。 后来，我又被抓回来，先关在学校，后来就进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被无数次审讯。他们一再追问那个“反动组织”——“太阳纵队”。我的全部作品都被查抄，他们甚至在中央美术学院开了一个展览会，向人们展示我已经是反动艺术的追求者，已经走了多远。那些东西或许至今还保存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档案室里，或许早已焚为灰烬。于是，我成了一个不存在的组织的“领袖”。一个没有作品的诗人。 附录： 我想把当事人今天的情况，简述如下，也许会对研究者有用： 一、张久兴：我的案子发了以后，连累了在军队中服役的他。他被整得很惨，于1972或1973年自杀身亡。 二、甘露林：后来上军事外语学校，在军中也被整。于1972或1973年自杀身亡。 三、于植信：后在天堂河农场改名于铁生，被送到新疆农二师。80年代末回北京，在工艺美术馆当保卫，后提前退休。写很多电视剧、电影剧本，但不合时宜，未被任何地方采用过，现仍然在写。 四、张新华：现为中国农民美术协会秘书长，自己一直在画画，也曾到匈牙利和美国展览。 五、张振州：现在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工作。翻译许多关于自然的电影片，如《动物世界》。没有再写作。 六、董沙贝：现旅居日本，在一所大学教绘画。现在他热中摄影和国画。 七、吴尔鹿：现居纽约和北京。是著名画商，同时也写艺术评论。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美术史硕士。在北京开有画廊。 八、张润峰：听说搞出版发了小财，后开文化书店。周围有文学青年圈子，未见有创作。 九、杨孝敏：因我们案子影响，一直在工厂当翻译，现病退回京，个体翻译工作者。也翻译艺术评论。 十、蒋定粤：现居洛杉矾，是医生。 十一、牟敦白：又名小白，是唯一横跨两大沙龙的健在者。这些年一直在写作。在如《南方周末》等国内刊物，写焦点报导。如《陈衙内何许人也？》（陈小同）。也写地下文学回忆如《X诗社回忆》等。现在内贸部当土木工程师，业余笔耕不辍。 十二、巫鸿：芝加哥大学中国美术史讲座教授。有时画画，有多部美术史论著作问世。有本关于汉画象砖的论著获得美国亚洲学会奖。 十三、甘恢理：后任中央民革秘书（或副秘书长？），一直想把“太阳纵队”的作品整理、出版出来。不幸英年早逝，未能如愿以偿。 十四、郭路生：现在北京，还一直写诗。住在精神病疗养院里。我们有时接他出来，在我家畅谈往事。 十五、张大伟：在北京实验中学教高中语文。依然坚持写东西，但很少发表。 十六、张寥寥：在北京一文化公司当编剧。他依然在写东西，时为公司拍片用，时为自己高兴。 十七、王东白：身体不好，提前病退在家。 作者简介： 张郎郎，美籍汉语作家。1944年出生于延安，毕业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文化大革命”初期困组织文学沙龙“太阳纵队”被判死刑缓期，坐牢十年，出狱后曾经商，现主要从事小说及回忆录创作，亦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汉语。 ------------------ 转自书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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