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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有文章倾社稷， 从来佞幸覆乾坤。 ——廖沫沙：挽邓拓诗 整整20年过去了。 1966——1976——1986。 从1966年开始的那大动乱、大疯狂的十年，那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忠良遭害、奸佞横行的十年，是一场充满血泪和血腥的梦魇。自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从而永远结束那暗淡的长夜，至今又近十年。悲怆难忍的悼念，惊心震魄的控诉，骇人听闻的揭发，正义凛然的审判，都已渐次成为过去。大江流日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在新的万里征途上披荆斩棘，迈步奔向令人心驰神往的21世纪。 然而，痛定思痛，怎能忘却那段给我们民族带来如此深重灾难的历史呢？怎能抹淡在那一桩桩、一件件冤案中，数以万计赍恨以殁的英灵的名字呢？何况，林彪、江青、康生们散布的流毒尚未全归漶灭，一遇适宜的气候，就会重新孳生；多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和“左”倾思想更远未彻底清除，还在遮遮掩掩、甚至冠冕堂皇地逞威肆虐，从内部来损耗精力，腐蚀肌体，阻挠和干扰四化大业。如果我们不能从血海中吸取历史悲剧的沉痛教训，岂不是枉过了那十年！ 在这里，请读者们暂时离开充满春光的现实世界，回到20年前那被扭曲、被毒化的岁月，唤回一个忠贞正直的共产党人、一位卓越的知识分子的英魂。他是那场亘古罕见的浩劫中第一个用自己血肉之躯去维护革命者尊严、抗击邪恶势力摧残的人。 他就是邓拓，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也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政论家、历史学家、新闻学家、诗人、杂文家、书法家。 一 四五月间，本是北京最美好的春日花朝，但是1966年暮春时节，却成了最郁闷恼人的日子。政治气候密云欲雨，硝烟弥漫，叫人透不过气来。 一连好些天，邓拓几乎从早到晚都枯坐在书房里，心情沉重而烦躁。他经历过白色恐怖和反动派监狱里的生死搏斗，经历过战火纷飞和敌后反“扫荡”的艰苦岁月，也经历过解放以来的风风雨雨，却从不曾经历过如此痛苦的心灵的煎熬。一场政治大风暴倏然而至，雷声隆隆，惊天动地，而且竟轰击到他的头顶上，是他做梦都不曾料到的。 其实，近一两年来，雷声一直在中国大地的上空翻滚。市委会议上讨论过；作为主管宣传、文化、教育的书记，他也曾向所属单位的干部们传达和布置过；在熟悉的同志间，更是多次议论过。对电影《北国江南》、《林家铺子》、戏曲《李慧娘》、《谢瑶环》和其他一些文艺作品的批判，对学术领域一些哲学、历史理论问题的批判，调门越来越高，口气越来越硬，帽子越来越大，早已远离学术讨论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稍有点政治阅历的人就会意识到，一场新的政治风暴已经在隐隐发动。 要批判吴晗，去年就断断续续听到。开始时，他有点纳闷：《海瑞罢官》有多少可批的？为什么要翻出一个五年前写的戏来批？吴晗又有什么了不得的问题？他了解这位在北京共事多年的同志，深知这位满腔热血、一片丹心的学者的为人、写海瑞，赞颂海瑞精神，实在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有位同志曾经大惑不解地问他：“海瑞精神不是毛主席亲自提倡过的吗？毛主席不是批评过那种不顾人民疾苦的死官僚主义者不及封建时代的海瑞吗？”邓拓当时只是朝那位发问者笑笑，没有回答，心里觉得这位好心的同志未免像自己过去那样太书生气了。 终于，五个多月前，上海《文汇报》上抛出了一篇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长文。箭离弦、刀出鞘，“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邓拓耐着性子仔细读了两遍，觉得此文完全是装腔作势的吓人战术，根本不是谈历史和戏剧，无非借海瑞为由头，扣个大得吓人的政治帽子。那咄咄逼人的架势，深文周纳的论断，更是隐伏着一派杀机。这种文章，怎能让作者心服、读者受教育呢！吴晗当时就愤愤地对他说过： “如果真是要讨论对海瑞的评价，我可以奉陪，写文章参加争鸣。但姚文元是在扣政治帽子，我只能保持缄默，以示抗议。试问，我的剧本写在庐山会议之前，当时既不知道彭德怀同志要被罢官，又怎么能未卜先知地影射1962年才发生的单干风和翻案风呢？岂非神话！” 邓拓望着吴晗，只能默默地点点头。吴晗的反批评当然是对的，只是未脱书生意气。那个姚文元显然很有来头，有恃无恐，同这样的脚色进行什么学术争鸣，岂非与虎谋皮！然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在市委的会议和其他场合，仍然严肃地反复强调：应该坚持党的优良传统，正确区别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维护党的思想理论斗争的正确方针。他对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编辑部同志就这样叮嘱过： “《海瑞罢官》首先要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要培养良好的风气，把不好的风气慢慢扭转过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都有发言权，不能一批评就不得了。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 邓拓的这段话，表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宣传家的襟怀和风格。江河日下，举世滔滔，他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尽共产党员的责任，尽力做一点拨正工作。政治风暴一来，知识分子、文化人总是难逃一劫，似乎已经成为一条规律。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总是被认为没有改造好，辫子一抓就是一大把，毫不奇怪。可是，他万万不曾料到，此番风暴不同于往年任何一次。最高领导人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断定有一个“修正主义的怪影”在中国大地上游荡；少数野心家又利用领导者的错误，施展大兴文字狱、进而打倒一大批革命干部以实现篡党篡国的阴谋。就在邓拓和他的同志们顶着逆流、力挽狂澜之际，林彪、江青、康生和他们的党羽，正麇集在鬼影幢幢的暗室里磨刀霍霍，瞄准他这颗黄金无价的头颅，要用它去祭他们搅乱天下的黑幡了。 二 阴谋家的行径，从来都是鬼鬼祟祟、见不得太阳的。秦桧要对精忠报国的岳飞最后下毒手，只敢夜晚躲在东窗下炉火旁同老婆悄悄定计。现代的秦桧们，虽然都不忘竭力为自己的鬼蜮行径描上金碧辉煌的光圈，但在筹划于密室的阶段，也还不敢轻易宣泄于人。只有到了自以为可以得胜回朝，才会趾高气扬地自我暴露一番。 一年以后，1967年4月12日（恰巧是40年前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同一天），江青窜到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场，得意洋洋地夸耀了一番她和张春桥、姚文元之间的一段秘密勾搭。在那个后来广为印发的讲话中，有这样几段妙文：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姚文元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 “当时彭真拚命保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江青继续故弄玄虚，装模作样：“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她诡秘地说张春桥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这是鬼话！60年代初期，以张春桥、姚文元那时的煊赫声名（更不用说江青），真想发表一篇文艺评论，易如反掌，何以要搞得故布疑阵，草木皆兵？很简单，他们写的不是正经文章，而是政治阴谋；他们手里没有真理，只有皮鞭和大棒。 那天在座的元帅、将军们，目睹江青这一番似人似鬼的表演，有些同志心中有数，但是投鼠忌器，不便驳斥；有些同志平时不太注意文化战线的事，对江青的盅惑，不免半信半疑；也可能本来就认定文艺界问题不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现在一听，果真是糟透了，坏透了。这也难免。后来某些“军宣队”、“军代表”进驻文化界一些单位，实行名为“无产阶级专政”或“斗批改”而实为法西斯统治的一套，搞得阴风四起，冤案层出，寻本溯源，不能不提到江青的这次煽风点火。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这种种内幕，邓拓当时只隐隐约约听到过一点传闻，并未深信。但是康生、江青们几个月来的言行，却使他渐渐地心如明镜。康生其人，平时道貌岸然，俨然一副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的架势。然而邓拓知道这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两面派，一掌大权便要整人，尤其是整知识分子文人的时候，更是心毒手狠。对江青，邓拓从来是抱敬而远之的态度，他说过这是个蛇蝎一样的女人，心胸狭窄，喜怒无常。前两年她心血来潮，忽然要在北京搞“试验田”，搞京剧改革，作为市委文教书记，他不便硬顶，只好借口有偏头痛的病，躲避了晚上陪江青看戏的苦差。看来，这回很难躲脱这两个人的毒手了。 前些天北京市委会议上，已经传达了中央精神，要公开批判他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会场上发言的人不多，冷冷清清。大家似乎都有难言之隐，对这次要兴师动众进行大批判，很不理解。但是，以彭真、刘仁同志为首的市委同仁都很尊重党中央和毛主席，按照上面的指示布置了要做的事。市委领导人劝他不要紧张，要正确对待，严格要求自己，同时也需注意健康，不要把身体搞垮，希望他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将来还要做很多工作。他衷心感激那些老同志的深切关怀、殷勤嘱咐，言语不多，却体现了革命战友间同舟共济的情谊。但是，回到家里，孤灯静坐，却总也平息不了满怀压抑、委屈和愤激的心潮。 邓拓夫人丁一岚和孩子们回忆，那一年几乎整个春天，邓拓都在沉默中度过。家里再听不到娓娓动人的话音，再看不到温文和蔼的笑容。他本来就严于律己，很少同家人随便议论政事，尤其属于党内机密的事，从来绝口不谈。孩子们每星期六从学校回家，只见他们的爸爸终日紧锁双眉，连最小的岩岩也都不敢多问一句。大一些的子女，在学校里听到党团组织和老师的反复教育：“要站稳立场，坚决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划清界线。”他们爱爸爸，相信爸爸，但他们更要同党团组织站在一起，只能用茫然的、带着怀疑和恐惧的眼光偷偷地看看那最熟悉的面容。丁一岚那时正参加市电话局的“四清”运动，工作紧张，很少回家。报上的文章，来自各种渠道的传闻，使她终日忧思如焚，却难得有同丈夫倾心交谈的空暇。直到如今，她每一忆及，还是悔恨不已。 三 一进入5月，电闪雷鸣，形势更加严峻。5月8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署名高炬和何明的两篇文章，真似五雷轰顶，万箭攒心。翻开报纸，天天都是整版篇幅，通栏标题，从一版到四版，尽是《铲除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坚决同邓拓斗争到底》；打开收音机，从早到晚，都是“愤怒声讨”、“彻底清除”的声浪。那一触即发的火药味，使邓拓终于明白，这场席卷全国的狂飚，根本不是学术讨论，也很难说是“文化革命”。什么“百家争鸣”、“自由辩论”，什么“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什么“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所有这些正常的原则，早被刮得无影无踪。而且他已经被剥夺了辩白的权利，那么，还能说什么呢？ 凭着多年新闻工作的经验，他自然清楚那种“声势浩大”、“全国一致”的来龙去脉：一纸电文，一个紧急通知，就能够在一夜之间调动起千军万马。社论、材料、文章、反应依次见报，各条战线先进人物。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纷纷出场，反正自有一些笔杆子捉刀代笔。只要有三五篇、七八篇，就能冠以通栏大标题，“舆论”就造成了。 “群众是对的。”面对着那些足以使人神经高度紧张的报纸版面，邓拓痛苦地强制住自己的愤慨：“既然宣布我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敌人，他们当然理应表示憎恨。群众从来是相信党、相信党报的。” 然而，深夜们心自问，自己怎么会变成敌人！？怎么可能成为敌人！？三十多年来，即使在敌人的监狱里，在敌后行军、骑在马背上编报纸的日子，他也从未对共产主义事业有半点动摇。即使如1957年那次被无端地斥责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他也只是反求诸己，违心地接受如此严厉的罪名。（其实，“书生办报有什么错”？办报，正需要知识渊博、才华横溢的人，中外大报莫不皆然。难道不要书生，倒要那种饱食终日、无所作为甚至不学无术的庸才？）尽管这种刻薄的指责给他的心灵造成长久的创痛，但他仍是默默忍受，如鲁迅说的躲到草丛中自己舐干伤口的血迹。他仍然一如既往，夜以继日地工作，也仍然用自己的一支笔，热情地为社会主义前进的脚印沤歌，为杰出的中华儿女画像。凭什么要诬蔑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前些天，杨述来看他。谈到眼前风云，两位老战友心情都相当沉重。 邓拓悒郁地说：“我做了一年以后再弄清问题的准备。” 杨述眯起眼睛，透过深度近视眼镜向他看了一会，摇摇头：“我看这一次可能会长些，可能需要两三年吧。” 在1966年5月，人们自然不可能对眼前这场正在开始的历史悲剧作出深刻的剖析，即使是邓拓、杨述这样具有高度学识水平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甚至连符合实际的预见也难以做到。他们空自慨叹“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只能相对缄默，束手无策。 但是邓拓还有更深的忧虑。 很明显，这场政治风暴，已经将党内斗争推到社会上去。姚文元又在杀气腾腾地叫喊：“不管是‘大师’，还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什么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还要挖出“最深的根子”。很清楚，诸如“根子”、“包庇”、“后台”这类字眼，岂是某个作者或编辑能够随便加上的？这是明眼人一看便知的。他们的矛头还指向谁？搞倒吴晗，搞倒他邓拓，肯定还要搞倒北京市委，搞倒思想文化战线的一大批人，那么，他们究竟意欲何为？ 四 5月17日那天，丁一岚整天都在机关里忙着“四清”的结束事宜。批判“三家村”，搞“文化革命”，恶浪滚滚，人心惶惶，谁还有心思搞“四清”？而且，自从公开点邓拓的名，她一直处于惊愕和迷惑中，还要承受周围同志的异样的眼光。那眼光，说不清是同情、怜悯、安慰，还是无可奈何、幸灾乐祸。动乱的年代，扭曲了同志间的正常情谊，在人与人之间支起了一层又一层朦胧莫辨、变幻无常的帷幕。这些她都还可以忍受。多年来的政治运动，她已经习惯于这种使正常的人情和人性变了形的不正常气氛。只是回到家里，看到丈夫愈加憔悴、瘦损的面容，使她心如刀割。她完全能理解、感受到这些日子以来他承担了多么沉重的压力。那个瘦削多病的身子，那颗带着创伤的心灵，能支撑多久呢？唉！ 有如烈火加油，昨天，5月16日，报上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文中竟有这么一句：“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 叛徒！看到此处，邓拓顿时热血上涌，只觉眼前昏黑，头晕目眩，全身像一片枯叶，在狂风中悠悠荡荡，坠人无边无际的骇浪惊涛。 他禁不住拍案而起，绕室徘徊。这个姓戚的有什么根据这样血口喷人！什么“现在已经查明”！查明了什么！他不能忍受这种凌辱！他要向市委申诉，向中央申诉！思想批判从严，也不能无中生有，肆意诬陷！怎能任意给人戴这么一顶又重又黑的大帽子！ 走了几圈，他的心情渐渐平息，终于颓然坐下。有如一头落阱受伤的麋鹿，被狠心的猎人捆住四肢，投进槛车，只能俯仰由人，动弹不得。 是啊，历来的文字狱，本来不需要多少根据，也不需要什么人证物证，有时一句话，仅仅一句话，就足够置人于死地了。 “这是怎么回事？”丁一岚昨天一回到家，就急切地问。她上午在单位看到报上那篇文章，心头就像爆炸了一颗炸弹。她相信丈夫政治上是清白的，怎么可能跟共产党人最憎恨最厌恶的“叛徒”二字连在一起？ “纯粹是诬陷！”邓拓愤愤地说：“我两次被捕的情况，抗战初期就在太原向黄敬同志讲了。被捕以后，我的组织联系人和我领导的支部都没有受到牵连和破坏。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的事！这是组织上早就调查清楚，做了结论，写在档案上的嘛！” 苍白的脸上泛起红晕，紧咬嘴唇，胸部不停起伏，仿佛一团怒火即将喷薄而出。丁一岚有点慌乱，此时此刻，他那心脏病千万不能突然发作啊！ 沉默好久，邓拓喟然长叹：“也许这是中央重新给我做了政治结论。” 屋里本来已经显得阴冷的空气骤然凝固了。丁一岚没有作声。他的话像一记重锤，沉重地敲击着她本已颤栗着的心扉。 今天黄昏，她抱着沉重的双脚踏进家门，抬头就瞥见他仍在伏案疾书，继续写那封给市委领导同志的长信。她轻轻走到书案边，扭亮了台灯。 邓拓抬起头来，掷下笔，搓搓手，仰靠在椅背上。 “你看你今天一天都没有回来。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说。” 丁一岚静静地在书桌边的小沙发上坐下，不安地期待着。 轻烟似的瞑色投进室内，渐渐地潴成一汪清凉的湖水。他们两人沉浸在湖水里，周围浮起寒意。 “一岚，”邓拓缓缓地开口：“我又想了好久，你和孩子们还是同我先分开一段时期的好。家里有姐姐照顾我，不要紧。这样对大家都好。” 丁一岚心乱如麻。他们昨天曾经议过这件事。儿女都渐渐大了，戴上红领巾，人了团，纯洁无邪，眼睛里容不得一粒砂子。蓦然间，他们挚爱的、崇敬的父亲，竟然成了凶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成了为人所不齿的“叛徒”！他们不敢相信，又不能不相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都这么登的，还能错吗？在学校里，受到老师的法问，同学们的辱骂，真想回家在妈妈面前痛哭一顿，可是又不愿回家。家里那融融泄泄的欢乐气氛，早已变成阴森森的冰块。妈妈只是叹气，只是嘱咐要相信爸爸是好人，不要对爸爸说刺激性的话。这几天，他们索性一句话也不说，连走路的脚步都放得很轻很轻。 孩子们的凄惶神情和异常举动，自然都落到父亲的眼帘里。一阵阵痛楚咬啮着他的心。孩子都是好孩子，长在艳阳下，前途无限。他怎能连累那些可爱的儿女，那一颗颗掌上明珠！ “好吧，”丁一岚心不在焉地叹口气：“我带孩子们先避开一阵 邓拓深情地望着那张凄苦的脸：“最好明天就走！” 丁一岚心中一怔。为什么那么急？莫非他预感到什么？莫非今天他听到什么消息？不会的，近来他什么会议也不能参加，什么文件也不能看到。但她不忍多问，只是随口应了一声： “好吧，反正等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回来。” 邓拓凄然一笑：“你太傻了！” 20年后，丁一岚回忆那个永世难忘的夜晚，仍然幽愤填膺，泪珠盈睫：“我是太傻了！我当时听不出这句话的分量。那些日子，老邓好几次问我：你说这场运动到底为了什么？我回答不出。我们当时真的不理解，以为无非又来一场跟过去差不多的政治运动，批几个人。用不了多久，问题搞清楚了，该甄别的甄别，该平反的平反，总相信党是了解他的。谁能料到跟着来的竟是那么一场使多少人家破人亡的浩劫！真是太傻了！” 五 深夜。纷纷扰扰的京城内，这一角小院此刻是宁溢的。一架紫藤萝，正是开花时节，暗夜里散发着沁人心肺的幽香。往日，它的主人倒是喜欢偷一点难得的清闲，在它身边踯躅吟哦，或是端坐藤椅上把卷凝思，消磨几番春晨夏夜。今夜，它却显得孤独清寒，真有点“寂寞开无主”了。草木有情，它能知道这是它陪伴主人的最后一个夜晚吗？ 灯下，邓拓仍在奋笔誊抄给市委领导的那封信：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他按照当时的认识，认真分析自己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时的背景和不足，他并不满意自己写过的许多诗文。但是，他不能容忍那种断章取义、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肆意诬陷。例如他写《说大话的故事》，原是听到当时有些农村又有买卖婚姻和谎报产量的现象有感而发，怎么能说是“妄想煽动人们反对党的总路线，攻击大跃进呢？《一个鸡蛋的家当》，原是有感于当时有些社队又在搞投机买卖和剥削行为而写的批评，怎么就成了“要纠集牛鬼蛇神起来推翻我们的党”呢？他要申诉，他要反驳。明知这样做未必会有好的结果，但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主义态度，要求他必须这样做。他一直拳拳服膺于谦早年写的两句诗：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面对这种无耻的诬陷，他只能寄希望于组织。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做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邓拓同志，这里用得着你对妻子说的那句话：“你太傻了！”阴谋家已经将磨得锋快的屠刀搁上你的脖颈，你还在认真地请组织上指定人去调查核实，还指出“有一些重要地方与原话有出入”，还要驳斥某人将你的《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一诗解释错了。唉，唉，你也太纯真了。你难道不清楚那些帮凶帮闲的刀笔吏们的惯伎，同三百年前指“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两句诗为讥刺清廷就去告密以此送作者下狱治罪的卑劣手法，不是如出一辙吗？在专制、愚昧、横暴意识占上风的时代，善良正直的知识分子，任凭你光明磊落，博学多才，为国为民，贡献卓著，到头来常常免不了成为白衣秀士王伦们的俎上肉、刀下鬼。“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种精神和气节，自屈原而后，世代相传，光照千古。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可爱处，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可悯、可悲处。 邓拓强抑住心头隐隐作痛，在追溯那一时期的政治形势的时候，委宛地用曲笔进行一些揭露和反击。他不点名地提到了那个几十年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为伪装、实际上一贯以整人为业的康生。康生在大庭广众间批鬼戏、坏戏时，声色俱厉，好像社会主义的中国即将毁在几出戏上；而他自己看戏却必定点名要看《花田错》、《盗魂铃》、《十八扯》之类。这小小一击，击中了康生的要害，康生看到这封信后，一直忿忿于怀，曾经恨恨地骂了一句：“邓拓临死前还咬了我一口！” 在这封长长的遗书的最后一段，人们听到的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人披肝沥胆的呼喊：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他几乎屏住呼吸，极其虔诚地一口气写下：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几十年文章满纸，无数次签过自己的名字。此刻，却是最后一次签下这两个字。他感到一阵异常的宁静，也感到突然的疲惫。偶尔抬头，天边一钩残月正在藤萝架上洒落冷冷的清辉。他忽然想起战争时候写给妻子的旧句：“似有难言心事在，行看冷月晚窗移”，心头涌起一阵难以抑止的眷恋和哀伤。 肠炎又发作了。他去卫生间的时候，穿过妻子的卧室，看到她睡得很安详，就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望着“鹣鹣形影共春秋”二十年的爱侣，不禁百感交集，怆然泪下。他让自己稍稍平息一下，又抽出信笺，给她留下最后几行字： …… 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巴。我害得你们够苦了， 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他在信末注了日期：5月17日夜。其时已是5月18日凌晨，又一个骚乱不安的日子，正在急匆匆地走向骚乱不安的城市和乡村。 六 玉碎了。一块晶莹纯洁的无价之宝，被暴虐和邪恶的魔爪无情地毁坏了！ “宁为玉碎，毋为瓦全”，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无数志士仁人格守不渝的崇高信条，也是我中华革命战士、优秀儿女横遭强暴却不能正常地表达自己纯真意志时使用的抗争手段。对坚贞正直的知识分子来说，更有一身“士可杀而不可辱”的铮铮劲骨。天昏地暗，沧海横流，手无寸铁而又被迫三缄其口、只能用死来表明耿耿丹心。六年前，邓拓一次在病中曾以山茶花为题口占一绝：“红粉凝脂碧玉丛，淡妆浅笑对东风。此生愿伴春长在，断骨留魂证苦衷。”如今，这四句恰似他的诗谶了。当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虔诚地祝愿人民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而自己却毅然绝然地“断骨贸魂”，证明自己的清白与无辜！他过去曾对子女讲过《红楼梦》里贾宝玉引用的“文死谏，武死战”来为重于泰山的死作点注脚，那么，在他熄灭自己最后的烛光之际，是不是决心用生命对这场旷世罕见的文字狱、对这场民族的千古悲剧作一次血的控诉呢？我们这些后死者不能替他回答，但是我们从他的遗书里，完全能感受到他对那伙祸国奸佞们的激愤、憎厌之情。 北京市委一接到邓拓死讯，立即派人来查封了一切文件遗物。从枕下发现两份遗书，当即都被收走了。直到1979年党中央为邓拓的冤案平反昭雪，丁一岚和子女才第一次读到13年前留给她的信。 遗体送往火葬场时，按当时组织的决定，用了假名，除家属外，谁都不知道那白色被单里裹的是谁。丁一岚从庭前紫藤萝架上采撷了一束紫藤花，夹在从花店买来的鲜花束中。紫藤是他钟爱的花，让它像往常一样陪伴旧主人从容远去吧。 她默默地跟到东郊火葬场，心碎神摇，禁不住失声痛哭。他们从滹沱河畔开始，同生死、共患难20多年，想不到竟这样地永别。她向遗体献上鲜花，伤心地抚摸着他冰冷的身躯，反复地低声叮咛： “云特，你安安静静地睡吧，从此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 东郊火葬场的院子里出奇地岑寂，世界似乎在这一霎那间突然凝滞不动…… 就在同一个时刻，一份刚在两天前用党中央的名义发出的通知，正以飞快的速度大量印刷，发到各级党委。那份“通知”的起草者，用大量耸人听闻的字眼，把当时的中国形势渲染得万分危急，似乎已经濒临亡国亡党的前夕。而其罪魁祸首，竟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一些拿笔杆的文人。这个“五一六通知”，在以后十年中成为大大小小阴谋家奉为命根子的金字招牌，成为形形色色文武打手们整天口中念念有词的符咒。它也是多年来“左”倾思想发展到登峰造极、盗用马克思主义之名行违反马克思主义之实、打着“文化大革命”旗号大革文化命的一把邪火。（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也彻底否定了这个“通知”。）半个月后，毛泽东主席又决定公开发表北京大学几名“造反”好汉的大字报，给它戴上“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桂冠。 这一来，犹如打开了希腊神话中那个潘朵拉神秘的盒子，妖魔鬼怪，魑魅魍魉纷纷蜂拥而出。从此，神州大地上混乱、疯狂、荒诞和灾祸的年月开始了！ 1986年3月，春寒料峭之夜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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