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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自称与摇滚乐沾亲带故的，有不少人出生于六十年代，但在我们的出生地，伴随着童年成长起来的既没有带电的吉他。也没有抗议歌曲和自由自在的乌托邦集会，即使带着对青春激情的无限惊奇，向染发的一代新人描述时代、革命和肉体最初的秘密，也并没有谁从本土的疯狂中发现异邦的风云究竟为谁所生…… 时光已经抹去了感同身受的热血和头晕，直面The Beatles或者Jim Morrison，我们脚下是成吨的Internet网站、传说与传记、收藏品和现场录音，再加上巨大的社会差别，我们九十年代的中国人又凭什么来谈论六十年代摇滚呢？难道就因为他妈的音乐美学和感官收藏癖么？哼，我却不愿相信所爱之深会仅仅停留在替洋人怀旧，为自己解馋的地步——纵然外语难懂、风景远异，我还可以捕捉点滴的冲动，看有没有资格追思并说“我爱”。在那些听信西方中心主义的读者见鬼之前，我们必须先将利物浦和旧金山看作无数人类灵魂荡漾之地中的两个，至于萨特与警察扭打的街头巴黎、至于布拉格的政治档案，至于本土必将误入地狱的青春。至于更多被我们的狭隘所忽略的奇迹或悲剧，都其实是同属于一部呼喊与迷惘的精神之书。如果不打算像实验话剧导演牟森做过的那样，对一切六十年代的话题做事件性复述，那么摇滚乐也该和其他人类活动一样，有一颗不为档案翻阅者所知的隐秘心脏。我是说，连篇累牍地转述反战宣言或《金西的报告》的影响是一种貌似深刻，实则僵化的摇滚社会学；花童？嬉皮士的口号？黑豹党白豹党？John Lennon的LSD？真是烦死了，我从16岁起就被这堆废话蛊惑，可至今还没有一样能用于改善此身此地的精神与物质。摇滚乐的革命到底能不能让我也改庆换面？ 啊，革命……米歇尔.福柯在1977年说：“革命的问题支配了一切现代思想，正如它支配了一切现代政治一样。”二战后迅速复兴起来的城市集中了现代性问题的所有尖锐体现。作为个人的人终于为上帝收好了尸，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社会结构的领域内开辟了个人化的形式，并打开了被排除在主流话语合法化之外的话语禁忌之窗，底层进入了社会、性进入了身体、勇气进入了青春、革命进入了日常生活。每个人都需要改变自己，或者改变世界，但真相是，世界正在改变，正在用革命来帮助这个上帝缺席的人间。第三世界的现代民族国家尚在建立，西方国家的权力模式即已遭受了深刻的挑战——用一种权力来代替另一种权力么？No!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推毁的并不是戴高乐政府的威望，也不是资本主义体制，当爆发于教育体制的不满蔓延向普通民众，“结构不上街”的耻辱便注定要被结构中新的关系所洗清，那混乱的冲动深深威胁到了整个体制中的道德牢狱、经济机器、政治谎言、家庭模式、语言方式……庞大机器中的镙钉开始自行松动，用一种（不，用无限种）新的思维方式打量旧世界可疑的整体性。一年以后，这根植于身体的反体制本能（而不是发端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学术革命）在北美达到了真正社会化展现的高潮并归于虚空破灭的沉寂。难道还会有人手捧《世界摇滚乐大观》这样的糟柑声称：摇滚文化从蒙特利音乐节Jimi Hendrix的魔法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40万人共酿的理想之酒为胜利，由奥德蒙音乐节“地狱天使”杀人事件到Lad Zeppelin的Stairway To Heaven为散场吗？假如摇滚乐只是他们说的社会学报告的一个章节，那么它活该朝生夕死、与一代人始乱终弃；倘若迷幻的心灵并未与LSD同遭禁黜，而探索的欲望开始随效果器普及，甚至空留遍地避孕套和残花的旧金山也长存了鲜活的逾规越规的精神，那么这一代人就用狂欢和死亡开创了无处不在的个体斗争的历史。 时至今日，世界上依然充斥着旁征博引的摇滚史权威，他们要向不争气的我们倾诉摇滚乐的悲哀——“它早就死了，从那三个早死的天才、从商业、从集会的终结开始！”那么，我们不妨向心怀鬼胎的他们证明：六十年代文化的消失并不就是摇滚乐的尽头，它只是刚刚开始。且让爱好凑热闹喊口号的各国遗老遗少误会下去吧，摇滚乐摆脱了政治任务之后，恐怕才真正扬起了解放心灵的旗帜，这正如他们的政治运动被美国政府改良、修葺、消化之后，独立的人才真正开始从思维、生活方式或者审美态度上成为体制的对抗者。作为艺术——是的，始终做为艺术——摇滚乐终于拆除了本世纪最重要的心灵之墙，它跟在文学后面，将善恶铸为一体，它跟在美术后面，将商业与艺术混血，它跟在哲学后面，将精神和肉体搅浑，它终于宣告了乱世的来临。在那一代人并未看清的乱世，不合谐、可怕的真相、放纵连同纯真梦想、泛爱主义和忘忧少年一起，汇成了晦暗美丽的洪流。无论是Janis Jopin性生活背后的毁灭欲，还是The Beatles傻呵呵的直白情书，他们都开创了不需要权力就可以表达的渠道，用身体、用源自身体的摇滚乐，晃动髋关节，挑逗节奏感、重现肉嗓本色，表达了人最基本也最常被否认的冲动。如果说摇滚乐做了什么，我想，它至少为新的话语的出现提供了佐证：听呐，来自青年的、无关于健康富足生活的、欲望深处和街头的、反对请客吃饭的事物进入了世界，因为和肉体的深刻联系，再也没有人在目击摇滚乐之后还无视它们的存在。 在麦卡锡和肯尼迪的时代、越南和性解放的时代、领袖频出的时代，美国，这摇滚文化的大本营（当然，他们善于把从可乐到摩托的一切都折腾成“文化”）竟然养大了那么多被自由宠爱的青年，这大概与某个生育高峰有关，但首先是对社会关系的自觉、对自我的猛然发现。向后我们可以追溯经济、法律、政治的根源和现代化的各种含义，向后，请看，它必然导致蔑视界限的奈张者。当The Beatles炮制爱情乌托邦的时候，The Doors深入了灵魂的最黑暗处，Grateful Dead在无意识之地漫游，Frank Zappa在音阶练习和饱嗝式发音之间实验着形式，远离喧嚣的地方有The Velvert Undergronud痉挛着给人性降温，猫王和Bob Dylan的追慕者则随时用性和责任感演奏每一样乐器……Rolling Stone好歹还品尝了血腥带来的朦胧快感，但这也并不能挽回人们对英国摇滚过于单纯的看法。杂种社会里的杂种音乐伤花怒放，一边承受着社会斗争、政治运动的宏大使命，另一方面，却在真正触及心灵而不是主张、唤醒个人而不是集体、开拓美学而不是社会学的事业上获得了真正值得追慕的业绩。在这同一时代，倘若再向较为单纯并不为人知的音乐潮流追问，还可以从巴西、英国、德国、日本诸地发现具有左派倾向或后现代主义风格的派别，是的，他们闹得不凶，也不肯跟没文化的不会弹琴的思想领袖一起开Festival，这是不是就注定了“六十年代摇滚”等于“六十年代美国摇滚运动”呢？ 随使吧，至少我在“六十年代美国摇滚运动”和出现于六十年代的所有摇滚乐这两个概念上，都发现了我所需要的——那不是为台下数十万名大麻客和酒鬼提供避世的乌托邦，也不是在议会大楼前将资产阶级代言人吓晕，那只能是无孔不入的颠覆性话语在用新的语言创造新世界。如果不是Lou Reed这种无人问津的音乐家为伍德斯托克诸侠建造起美学的穹顶，那么又有谁能从运动中看出时代的影子呢？如果说摇滚乐帮助了运动，那么这话听起来真让我难受——美军入侵巴拿马的时候，对着诺列加日夜轰鸣的喇叭里播放的难道不也是帮上了忙的摇滚巨星AC/DC吗？要摧毁权力的控制吗？上街！对，上街，但更深层的控制却来自好莱坞、BBC英语、日丹诺夫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减肥疗法和日后必将跳出来的《阿甘正传》……那么，让我们相信吧，在一个精神解放与盲目青春共同燃烧的时代，摇滚乐参与并开始了永不休止的斗争——向习惯、向社会、也向自己。 如果说六十年代是世界失去宗教与王权的钳制（也有人说维系）之后，终于以和平方式爆发混乱的时代，那么这时候成长起来的摇滚乐，则是混乱的形式下混乱精神对死气沉沉的一次刺激，然后，这混乱有了形体，美丽、年轻、自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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