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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背景：第一次见唐丹鸿，是在成都三一书店的一次画展上，有人指给我看：那就是唐丹鸿！周围的人都开始看她。有人说，是很漂亮，有人开始议论她最近拍摄的一部纪录片，纪录片里，居然有她在镜头前质问父母，在她童年时为什么殴打她的漫长一段。而我，只是觉得她的脸和神态有一点怪异，像一大朵掉在地上的泡桐花，肥厚，枝液饱满，但带着洗败了的、贫血的紫色。 以后我多次在不同的酒吧听人说起这部被奇怪地命名为《夜莺不是唯一的歌喉》的纪录片，比如，里面有一个画家手淫的镜头，一个女画家喝醉了，演讲了长达六七个小时，唐丹鸿裸体出镜。但说者大都语焉不详，因为，没有人真正看过。 １２月１８日，我找到唐丹鸿，翻录了那盘录像带，和唐简单交谈。三天后，我观看了这部长达三小时的纪录片。应该说，片子在拍摄上是有缺陷的，长达两分钟的虚焦等显示了摄像上的业余。而在剪辑时，唐丹鸿在诸多细节上表现了作为观众所无法理解的一种眷恋，这种眷恋使片子的节奏显得奇怪。不过这仍是一部很有意思的纪录片，揭示心灵的程度让人震动。 再次见到唐丹鸿时第一面怪异的印象已经消失。唐仍然亮出额头，吸烟，烟含在嘴里鼓一下，然后喷出。间或大笑，露出小虎牙，可爱。因为紧张地控制，叹息使声带颤抖。唐丹鸿，显得倔强，疯，敏感，对真实残酷追求。 以下是经记者整理的唐丹鸿在三个小时中的自述。 尹小峰 镜头１：尹小峰被封在旧城墙的洞中，仅露出脑袋，发束被绳子掉起，挂在高高的城墙上，感觉像一个示众的人头；镜头２：一队瞎子在尹小峰引领下进入 “世纪之门现代艺术展”大厅，摸展品；镜头３：尹小峰睡在床上，赤裸着走来走去，胡言乱语。 选择尹小峰和崔莺作为拍摄对象对我来说肯定是有意义的，感觉是，尹小峰的行为和崔莺的那几次谈话跟我内部的哪一根神经、电波是接上了头的。 尹小峰把摄像机看作了他做行为的一个载体，每一次拍摄他都像在做一次行为，所以他在里面是最自然的。我很了解他，知道他平常是很沮丧、很孤独、也很压抑的，虽然他有妻子，但他在家里还是要这样做。我就跟他说我想拍这个，你愿不愿意？他开始不同意拍，我给他看我给崔莺拍的一段，我跟医生的谈话，他说，你们两个都这样，那我就这样吧。然后我们就去了。他甚至不介意摄像在不在场。是我们自己觉得不太好，出去了。完了他打电话让我们去取。你看他最后撅着屁股朝着镜头，好玩吧？他就是在做行为。 崔莺 镜头１：崔莺诉说童年梦境和想像，崔莺诉说母亲去世；镜头２：崔莺喝醉，漫长而反复地演讲大道理。 崔莺也是在表达。我对她说，实际上我也不知道应该拍什么，也就是一种清理吧，你想表达，你想看到你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她说好的。 那天她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她说丹鸿你过来吧。她在哭。我知道一定是她觉得应该拍了，我就去了。实际上我也是前不久才知道她是怎么样一个人。以前没看过她的东西，就那样平常地交往，觉得她是很文静、很单纯的一个女孩。有一次她也是喝醉了，给我打电话，说她很难受，叫我去。她说丹鸿你根本不了解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看了我的画你才会知道。看了她的画我确实是受到了非常大的震撼，也懂了，一下我也明白她是什么样的人了。那种激情，那么大的激情给压得变形，扭得变形，那种痛苦，是我太熟悉的。她让我想到了凡高、弗里达·卡洛这些特别有激情的艺术家。当时我就想，我要拍她。就是那种压得变形的东西，有一种嘶喊在里面，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痛苦在里头，那是跟我一样的。 把我叫去以后她就在那里痛哭，接着她就说了那么多，跟第一次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变成了仿佛要说服自己说服别人的很多道理。我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要那样剪这一段，保留了长达１０分钟。这一段让我现在都很心虚，我觉得崔莺看到这一段一定非常生我的气。但我就是非要用，你也看得出来当时我很反感，觉得她怎么会跟我讲这么多道理，面对摄像机讲这么多道理！ 我 镜头：唐丹鸿脱衣洗澡。拍摄角度使其身体变形难看，且背上有扒火罐留下的淤班。唐的先生在一边说，像个癞蛤蟆。 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第一次拍我是脱衣洗澡，当时是很作秀的，我想像那是个脱衣仪式，看，我要向你们敞开心灵了，我觉得我的身体应该拍得很漂亮，我想像那完全不是我，而是一个美人儿（大笑）。结果我当时非常慌乱，摄像也不自在，大家都不自在。我忘了我背上有淤斑，一脱下来就“啊”地想起了，就觉得特别的不对，一下子就乱了。 后来拍的那些都很糟糕，洗澡的时候我在那里调侃，什么我这是在拍三级片啊，整个就是在那里自我解嘲。很假，很傻。我心里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确实每天回家都洗澡，那段时间泡在浴盆里的时候我确实很沮丧，但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说那是简单的暴露，而且这种简单的暴露是很没尊严的。 第二天看了我说要重拍，把带子毁了。后来还是用了那一段。幸好我没重拍，重拍又是一次撒谎。我当时状态就这样的，衣服一脱，然后在那叽哩呱啦乱说。其实我当时心里很悲伤：为什么我会是这个样子？这个人就是我？我平常跟朋友交往，都是人模狗样的，也很会调侃，开玩笑，谁也看不出来你心里那么沮丧，谁也看不出来你吃了两年的抗抑郁药，谁也看不出来你在看心理医生。 那天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仪式，至少这以后我会越来越少地掩饰自己。 父母 镜头：唐丹鸿父母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唐不断追问父亲为什么殴打童年的她。唐母说那是时代，唐父说忘了，并说，我不愿请你原谅。 小时候我不是乖乖女，经常挨打，它搞乱了我的脑袋你知道吗，影响了我整整３６年的生活。他每次打我，暴打一顿，非常凶狠，而且打了以后从来不爱抚我。 我的抑郁症应该跟这有关。有段时间我想处理童年题材，写了一首诗叫《婴儿滑下午夜的扶梯》：“挨打的儿童就像柠檬被积压……”。就是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我失眠了。这以前是嗜睡，醒不了，然而就是那天，突然就彻夜失眠，几天几夜睡不着觉，要靠吃药来睡眠，但睡着后也非常不舒服，梦里全是很痛苦的东西，很多都跟童年有关。最后严重到要吃抗抑郁药，吃了整整两年，而且剂量越吃越大，幸亏我后来遇上了张血曦医生。 在这个片子里我就好象是想揭露一样，想告诉大家，他们当年是怎么打我的，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爱！我拍我父母在家里洗脸洗脚，上床，然后我骗他们，说我是来练手艺的。他们特别爱我，很配合，说，你们公司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很关切。我心里特别痛苦，我是一个设陷阱的人（叹息）。 他们没看片子，但对这件事情感到很伤心：我居然会去审问他们这个事情 片子里我最后是这样说的：我已经跟家人失散了。 治疗 做记录片是在跟张血曦谈话之后，１９９８年。谈了两次后最显著的变化是，她让我意识到自己在这件事中应该承担的责任。意识到这点后，我的生命力就开始复苏了。然后就想，要做事，不能依赖别人。 我那时经常去藏区。痛苦的时候，在藏区感到的是巨大的安慰，藏区非常强烈的阳光给你光明的感觉，那么多壮丽的、广阔的东西，严酷中那些有着顽强生命力的东西，这些都带给我向上的力量。我常想，要是能把这些都拍下就好了。我有一个朋友在公司做老总，我就跟他说了这个想法，他同意了。到现在我都很感激他。 开始做事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是在治疗。我用的钱很少，比我做一个不劳动的人时用得还要少，很珍惜，很节约，也觉得用这些钱我很心安理得。 而且，而且你看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生命力全回来了，它在慢慢挤走我身上的那些黑暗，我身上的缺点也在一点一点地暴露，就像挤疮里面的脓水一样，我在开始康复啊。在藏区，６、７月份还下大雪，我们在野地里解手，很多野狗会围攻我们，我们就一边打那野狗，一边忙着解手，然后我就非常地高亢。我老是跟我的那些搭档那么说：你看我们过得是什么样的生活！我说，我们是生如夏花之绚烂（大笑）。 虽然我还是会经常不愉快，会很黑暗，但我能接受了。所有的我都能接受了。 唐丹鸿 访问人：本报记者吴梅 访问时间：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３日夜～２４日凌晨 访问地点：成都万象纪录片制作公司唐丹鸿的工作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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