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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笔者认为《红楼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伟大意义在于：《红楼梦》的作者以罕见的敏锐和天才，揭示了中国文化内部的一个惊天动地的转变：即两性感情关系由传统的“缘”向“爱”转变，把这一转变放入我在《因果性与共现性－－从另一面看中西文化的差异》所构筑的框架下，就可看出这意味着中国文化中意识和无意识分裂的开始。也就是由解决“我是否存在？”转向“我是谁？我在哪里？”，揭开了中国现代思潮和社会结构巨变之序幕。在这一新的视野里就能统一过去研究《红楼梦》中争论不休的两大观点：即宝黛间的感情悲剧说和高扬反封建大旗说。也只有在这一框架下，才能回答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早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市，贵金属的积累和人口的猛增，但却没有出现资本主义。故而，中国现代思潮的流变，包括“新文化运动”都有其内在必然性，显非所谓的“西方强加”和“新文化运动”青年所造之孽。很有趣的是：《红楼梦》和《浮士德》之间仿佛有一种镜像关系。它们分别预告了中西文化的内在转变：分别从相反的两个极端经驱动离开原来的位置（《红楼梦》想逃离人欲的现世，而《浮士德》却想离开神圣宗教国度，进入现世），但是最后又不得不回到原来的起点（《红楼梦》回到天人合一之境，《浮士德》回到天使和上帝的怀抱）。 注：几易其稿，终于落笔后，竟又发现有许多论点尚应进步阐明。但因时间和篇幅的限制，不得不暂告一段落，希望将来有机会完成之。 《红楼梦》是一本奇书，堪称中国小说创作之顶峰。许多人把《红楼梦》称之为‘天书’，因为不同的人从中找得到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东西。从贩夫走卒，买浆推车之流到毛泽东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有一种很有趣的说法：任何人要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有所作为，都必会对《红楼梦》提出自己的见解。只要随便翻一下《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就会发现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应该说，首先真正意识到《红楼梦》的重要意义的当推王国维，他以一代宗师的直觉嗅出了《红楼梦》中不同寻常的地方，撰写了第一篇系统研究《红楼梦》的文章《红楼梦评论》。该文用叔本化的理论分析了《红楼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看，研究《红楼梦》的后续学者在思想上都没能超过王国维。以后，蔡元培从索隐的角度，认为《红楼梦》乃是用隐讳的手法宣传反清复明。胡适从他受的训练，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有一定的天才，但是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家庭未能为他提供良好的教育和训练，故《红楼梦》的见解和文学造诣不高。而毛泽东则独树一帜，认为《红楼梦》活脱脱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一部四大家族的兴衰史。余英时则敏锐地看出了其中隐含反传统倾向，但认为其思想路数应与魏晋的老庄之风相近。新近，王蒙从多个角度分析《红楼梦》，很有发见。还有，他认为令现在中国的文学青年津津乐道的各种西方写作技巧在《红楼梦》中早已有之，对一些读了几本书就开始兜售西方二手货的文学青年们嘲讽也很是幽默。无论褒贬，有这么多人研究《红楼梦》，并且见解是那样的纷纭，这本身就说明了《红楼梦》独到的价值。因此，我这里所关心的是：能否从更广阔，更连贯的文化背景中来分析《红楼梦》，从而挖掘出内在的线索，使前人对《红楼梦》众说纷纭，甚至看上去相矛盾的观点得以沟通？更重要的是能否从中找到中国文化在现代流变的内在理路？经过反复思索，我确认《红楼梦》的精髓在于揭示了中国文化内部的一个石破天惊的转变：即两性感情关系由传统的“缘”向“爱”的转化。进而，把这一转化放到我在《因果性与共现性－－从另一面看中西文化的差异》所构筑的框架下，就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转变的实质是宣告了中国文化中意识和无意识分裂的开始，也可看成是由传统的解决“我是否存在？”开始转向“我是谁，我在那里？”。从而预告了以后中国的文化思潮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 为了从根本上分析《红楼梦》的深层意义，我们必须把讨论置于笔者的前文：《因果性与共现性》的框架下。《因果性与共现性》一文的要点在于：通过分析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分裂程度，我们看到了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别在于中国文化中，就儒家思想而言，由于“仁”和“义”的互相制约，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分裂甚小（“中庸”），所有的一切都被纳入“伦理形而上”的范畴，两性之关系被概括为“生殖繁衍”，“两情相娱”的功能性范畴。就道家而言，追求“天人合一”的结果是异性关系被概括为“缘”和“房中术”。与此相反，在西方，特别是基督教文化中，意识和无意识高度分裂，“爱”成了意识回归无意识以达至完整的唯一道路。以下我们进一步分析“缘”和“爱”的内在含义和不同。我认为，“缘”是以意识和无意识的‘合一’，无时间性（生命的‘轮回’／没有死亡的显现）为其基本特点。“缘”实际上是“主体性”的“隐匿”和“不在”。是“超越性”的缺乏状态。之所以如此，是与中国文化只解决“我是否存在？”的取向有关。中国文化中儒家将人对“存在”的焦虑用社会伦理和血缘亲情来抚平；而道家采用的是冯友兰称之为的“负方法”，具体就是修练“天人合一”，使自我意识溶入万物中，从而抹去“存在”的问题。缘是温和的，有付出也有收获，可有也可无，‘灵’和‘肉’的同一；感情与现实的统一；追求与等待的统一；前世，今世和来世的统一等等。“缘”并不会导致生命个体极端地与群体疏离。而‘爱’则以意识和无意识的高度分裂，时间的单向性（现世生命的一次性）为特点。本质上，“存在”的问题经分裂后进一步成了“我是谁？我在那里？”的问题。“爱”是意识和无意识高度分裂的个体渴求完整的必经之路。“爱”是一种超越性和不定性，是人类的所有行为中最没用任何实用价值的。可推演“爱”的一系列特征，如：纯粹灵性的，单向的，分裂的，永远达不到的，走向黑暗与死亡的不归路。“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意识与无意识的极度分裂。在这种状态下，“爱”所将抵达的是完全黑暗的无意识之深渊，没有任何可资照明，“爱”是神秘而恐怖的。但只有走这条路才有可能回答“我是谁？我在那里？”，才有得救的可能。所以，“爱”的路上，死亡的阴影总是千变万化，诱惑着意识。“爱”的体验本质上就是虚拟的死亡体验。“爱”总是把生命个体从群体中拉出。观中国数千年之文学，其所表达的是所谓的天伦之乐。孔子所说的“食色，性也”表明异性间的关系不过是入世的达人们的一种娱乐而已，对文人骚客而言，也不过走到“缘”而已。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性文学”异常发达，但却一直没有出现过真正“爱”。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性压抑”没有任何根据。中国文化是“爱”的压抑才对。王蒙有个很具幽默的说法：在《红楼梦》前的中国文学中，爱情只是猪八戒和妖精们的专利（《西游记》，《聊斋》）。但是，《红楼梦》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异数，它用来描述贾宝玉和林黛玉感情关系的不再是传统的“缘”，也不是猪八戒和妖精的那种情，而是上面所说的“爱”。为特别强调《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的这种感情，王蒙特称之为“天情”。仔细阅读《红楼梦》就会发现贾宝玉和林黛玉间的感情完全与前面描述的“爱”一致，而与“缘”完全不同。主要证据如下：1）作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用象征的手法一再暗示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在现世是无缘的，而与薛宝钗有缘。因为贾宝玉（女娲补天废弃的石头）有玉，薛有金锁，可称“金玉良缘”，而林黛玉（绛珠草）什么也没有，并且按阴阳五行学说，贾林之间是相克的（石头上不能长草），但贾林之间就是要逆“缘”而动，产生“爱”（这是否与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反潮流有关？）。2）作者借贾宝玉之口，强调生命的一次性（“死后只希望化烟化灰”，不修甚么‘来世’）。这一点是非常不寻常的，是传统思想中所罕见的。3）作者多处描写了“爱”的神秘性，虚幻性和黑暗性，与传统的男女哀怨根本不同。这一点王蒙在《《红楼梦》启示录》中给予了特别的注意，他选取了林黛玉知贾要与薛成亲后去见贾的描写作为例子。另外，王蒙称贾林之间的感情折磨为他／她们的救命稻草，道出了“爱”的非功利性和拯救意义。4）“缘”是“灵”与“肉”的合一，但作者在《红楼梦》中却要让它分裂。林黛玉和薛宝钗实际上可能是一个人分裂的两面，林代表“灵”的一面，“薛”代表“肉”的一面。张爱玲在《红楼梦魇》中就认为《红楼梦》中有很多迹象表明林薛实是一个人。另外，许多人都有体会，贾宝玉与林黛玉仿佛也是一人。因此，贾林，贾薛的关系似乎就是容格关于Anima和Animus之间的关系和投射的例子。而这种投射的强度与意识和无意识的分裂程度成正比。5）作者关于林黛玉是一株草以及还泪的说法与本世纪的德国伟大诗人里尔克关于异性之“爱”是唯一拯救之道不谋而合。他在《杜伊诺哀歌》的第五首中的一个重要意像是天使收集泪水，后化为的草，用做拯救我们的解毒剂。总之，《红楼梦》所描述的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的感情完全与中国传统的“缘”不同，甚至与现在被中西文学中所谓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如劳伦斯）之流滥用的情爱描述也不相同。《红楼梦》中的这种爱与出现在存在主义中的“爱”较相近，如克尔凯格尔分析的，特别是里而克毕生构造的“爱”相一致。这种“爱”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化中意识和无意识分裂的开始。 由于本文所关注的是《红楼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所以尽管“红学”中的索隐方法也很重要，但与本文无关，故略去不论。本文的根本观点与书中的具体细节如何无关，甚至与《红楼梦》的作者是谁也无关。以下只讨论与《红楼梦》思想意义有关的代表性见解。 1）王国唯的“解脱示范说” 王国唯借叔本华的观点，认为《红楼梦》之意义在于示范我们如何解脱人生的烦恼。因为人生者，唯欲而已，而欲则总是导致痛苦，欲解脱此痛苦，必须要消除此欲。《红楼梦》的意义就是通过向我们揭示欲产生种种痛苦，然后示教我们如何克服欲望。我认为本文对《红楼梦》的认识与王国唯之观点表面上最为接近。但内在却不同。这一不同乃是中国“天人合一”的状态与叔本华的“自由意志”的差异。中国的“天人合一”是一种意识和无意识的同一状态，未分化状态。而“自由意志”是对意识和无意识高度分化的感知和总和。因此，可以说王国维讲的而更象《浮士德》。尽管《红楼梦》的起点和终点是“合一”，但它要启示的却是中国文化由“合一”向“分裂”的转化。而相反，虽然《浮士德》的起点和终点是意识和无意识的高度分裂，但它要表达的是高度分裂的意识和无意识开始靠拢的倾向。所以我前面认为《红楼梦》和《浮士德》有非常有趣的镜像关系。因此可以总结为：《红楼梦》不是要教人如何解脱烦恼，恰恰相反，是要诱人堕入烦恼。不是要用“天人合一”“涅磐”来消除人生命中的情结，而是要让这一情结与“爱”的形式不断演化，超越。 2）毛泽东为代表的“反封建和阶级斗争说” 过去，人们总把这一派与感情说相对立，但上述的分析表明这两派没有任何矛盾。因为《红楼梦》中所描写的“爱”本身就标志着意识和无意识间的分裂，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中庸”的平衡和“天人合一”被打破，然后斗争开始萌芽。因此，现在重读中国大陆49年后对《红楼梦》的评论，如果剔除特别偏激的不论，许多观点是非常深刻的。现略选一二为证：“《红楼梦》是中国三千年来封建社会走向崩溃时期的历史性记录与总结”，“贾宝玉是当时要转换的社会中即将出现的新人的萌芽”，“曹雪芹是站在新兴的市民立场上来反封建”。曾有一段时间，把这一切都否定了。现在在新的框架下看事实确就如此。那些盲目否定的人，就象胡适一样，仅只是由他们的浅薄造成的，浅薄到了没有什么居心。我们将进一步看到：不是所谓的经济，而是“爱”的出现才真正宣告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崩溃。 3）余英时的“反传统说” 以上的分析清楚表明，《红楼梦》中“爱”的出现就是最大的反传统，所以《红楼梦》中大量出现反传统的言论应在预料之中。但我不能同意他认为《红楼梦》的思想乃是老庄，魏晋一路。我想之所以得到这一结论是因为只局限于比较传统和《红楼梦》的遣词，用典和日常事务的差别，没有意识到“爱”出现的重要意义。中国文人们乐道津津的魏晋之风何曾出现过“爱”？另外，把《红楼梦》的起点和终点（主要是老庄思想）当成是该书的核心也易使人误解《红楼梦》又是一本魏晋样的风流书。近有余秋雨者，鼓弄一下魏晋风流，又迷倒好些人。 4）王蒙的见解 王蒙在《《红楼梦》启示录》中从许多方面论述了《红楼梦》的思想，文学意义，非常有见地和值得住意。我特别喜欢他对胡适的评论。王蒙的“天情”说以及从贾宝玉是石头推断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我是谁？”真乃灼见也。这实际上就是《红楼梦》的精髓所在！另外，王蒙还认为《红楼梦》中包含了各种现代派，后现代派的技巧也很有道理。因他没有具体解释其原因，惹的许多西化人士撇嘴磨拳，奋奋地说：中国连现代化都还没化，那有资格谈现代写作技巧，真是荒唐啊！为认识这一问题，我提出以下的解释：很可能当意识和无意识完全合一（理想状态），以及高度分裂时。现代文学的技巧都不容易出现，因为合一状态是无言；而高度分裂时是对神圣的歌唱，如圣诗，宗教音乐。只有意识和无意识有所分裂，但靠较近时，真理和痴人说梦难分，文学的多样性才凸显了出来。这一推断似乎能从现代小说技巧主要从上世纪末才兴起得到证明。因为刚好是这一时间，中国由合一开始了分裂；而西方从高度分裂开始合一（上帝的死为标志）。可能在这样的状态下，《因果性与共现性》中所谈的共现性才很明显。因此，虽然中国没有重复西方的路，也照样会出现现代文学技巧。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但我认为其与西方的封建社会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持久，一直让人们困惑不已。传统的观点认为是因为生产力发展平低下的原因。可事实完全不是如此，著名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就指出，在西方认为是产生资本主义的两大要素：贵金属的积累和人口的增加在中国早就出现，可不但没有促进资本主义的形成，动摇中国的传统社会，似乎反而巩固它，因此要明白资本主义为什么没在中国产生，需要到更大的背景中找原因，如宗教思想。同样，一次又一次的农民战争只是使传统社会象火凤凰一样，自焚后又再生。对于此黑格尔认为是因为中国社会处于未分化的状态。金观涛认为是因为“家国同构”的原因。 我觉得，以上三种观点，即韦伯，黑格尔和金观涛的看法都各有道理。但是，仍不能回答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宗教观，为什么会保持不分化，为什么“家国同构”就会保持中国的传统社会，实际上西方也一样是“家国同构”的。这里我尝试给出我的看法：在前文《因果性与共现性》中，我提出，宗教，科学都是意识和无意识高度分裂的产物。因此，这里就能用我的框架兼容韦伯和黑格尔的观点。对于金观涛的观点，我认为“家国同构”的观点甚有意义，但还不够，因为中西方都是“家国同构”的，并不只是中国如此。重要的是要回答中国的家庭结构为什么会与西方不同。对于这一点，我的看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产生“爱”，而是“缘”为基础。中国的儒，道思想一直将人的内在力量用“血缘伦理”和“天人合一”疏导开了，或者说人的内在能量演化成为“血缘伦理”和“天人合一”。总之，“爱”没有产生，所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农民战争的不断打击，中国的家庭结构还是没变，因而没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在社会结构，宗教观点的形成中，两性关系可能是更基础，更重要的因素。这一点，封建社会的大家长－－贾母是看得很亲楚的，她认为男女之间有苟合之事，公子哥儿有风流之事，虽然不大雅观，但也没有大碍。可一但不是寻求快乐，而是要对男女之事认真（“爱”的产生），那可就不得了的，一定要除恶务尽，残酷无情，甚至对贾宝玉也不例外。所以，中国的封建社会不是怕男女间的性苟合，不是要压制“性”，而是要消灭“爱”产生的任何土壤。“性”对中国封建社会来说，不但不可怕，而且是一种补充。可怕的是“爱”，是“爱”的超越性和不实用性。“爱”的超越性就是要不断提问，不断向前，使得意识和无意识间出现分裂。“爱”就是对“生殖繁衍”和“血缘伦理”的根本否定，是动摇中国封建社会最大的反叛力量。“爱”的出现是以男女平等，共同产生主体意识为基础的。为了消灭“爱”，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小天才们发明了“三纲五常”和女子缠足，基本上在几千年内没让“爱”成了气侯。 基于此，就很好理解为什么打破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新文化运动”要以“妇女解放”为先导。也许当时都没意识到这样做的是“爱”大规模出现的先导条件，从而导致了意识和无意识的分裂。稍后，中国知识分子很快地接受了以单向，斗争为特点的进化论，近一步否定了“天人合一”。再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登上了中国的土地。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在中国成为主导思想，一直亦争论不休。有人认为是因为其同中国传统思想有很多相通之处的原故，有人则认为完全为新青年们和共产党所强加。我的看法是历史的必然，其原因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能衔接《红楼梦》所开启的“爱”延伸出的条件：对轮回，“天人合一”的否定（即物主义鼓吹的生命一次性）以及传统思想对实用性的的强调。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我们都能感到它完全不是关心现代意义上的经济运作，而是关心怎样使经济服务于社会，特别是如何消除人的“异化”问题。因此，可以说新萌芽的思想和传统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暂时找到了妥协性的统一。但这两种思想间不断斗争，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高峰。 对于文化大革命，我在《从王国维到毛泽东》中有较详细的论述。我这里只略讨论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绝大多数的人都很难理解为什么权力已经非常巩固了，还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刘少奇被打倒后，还要搞什么“继续革命”呢？李泽厚认为这是毛脱离实际，只从哲学的范畴推演的结果。我认为这是毛泽东在社会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可能的最后尝试和发展，同时也导致了毛泽东和整个人类面临失败和最大困境。要理解这一问题，需要再来考察“异化”问题。“异化”是一个非常神秘的问题，也是人类的困境所在。这根本上是人类“自我意识”的另一个面孔。“自我意识”是人对“我”和“物”（包括自己的身体）相区别的意识，这也同时是“异化”产生的核心；换言之，也被称为“原罪”。于此，“中国传统思想通过“天人合一”来消除它，但付出的代价是从根本上否定“自我意识”。而且也似乎并不成功，产生了鲁迅一针见血指出的种种罪恶。西方则是通过不断使意识和无意识分裂，确立“上帝”的存在，并由耶稣的“受难”来拯救人类。但也被尼采以降的思想家宣布为虚伪。而且，通过“爱”的不断超越来解决，可能是更为恐惧。因为，这意味着只是生命个体，而不是“全体人民”，“祖宗和家族”一起来面对极端的不定性，虚无性和无意识的黑暗性。这是常人所难以承受的。所以“文化大革命”还是以“集体”来承受这种不定性和虚无性的。这样，“文化大革命”就暂时转化为“集体狂欢”的仪式。有关这一点，笔者将在另文中详细讨论。我想，毛泽东后期和晚年，一定为隐藏于人类深处的黑暗所震惊，一定有许多类似于现代西方思潮的东西，如“荒诞性”（他的《读史》一诗中就有这种情绪）。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象萨特这样的人会为“文化大革命”欢呼。人总得有出路啊，尽管可能是暂时的！ 《红楼梦》中所描写的“爱”太不定，太黑暗了，所以王国维这样的大师要投湖自杀；贾宝玉要出家；鲁迅则一生寡欢。毛泽东和几亿中国人要在不断的斗争中获得安慰。现在许多学者都又回到了传统文化中。如李泽厚在《我的哲学提纲》中强调“存在是第一性的”。这实际就是中国传统解决“异化”的翻版。金观涛在论现代美术的文章中反复强调“平衡”，也是开始向传统妥协的信号。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平衡”和“不平衡”不是先验的，而只是意识和无意识分裂的程度不同而已，因此是否要“平衡”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只是一种倾向而已。 这就是《红楼梦》呈现的中国文化由“缘”向“爱”的转化和所产生的一序列结果。这也是“爱”的神秘性，超越性和内在悲剧性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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