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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在纽约，乏味的记者会，像官方文告一样乏味的对话形式。面对媒体的他看来气色不错，安静的回答问题，安静的准备展开他的新生活。他说他还是希望能回到祖国，但如果回去秦城监狱坐牢就不必了。魏京生一直是一个特殊的符号，他的被囚或释放代表了中共的人权指数。被流放到美国的他眼看着将会一点一点消耗掉他的影响力，受难是一种力量，所以王丹比柴玲、吾尔开希重要。魏京生会不会也变成一个愈来愈模糊、愈来愈失去指涉对象的象征？或许那是不可回避的命运吧。 魏京生也许将是最后的革命烈士，眼看着他走向必然的，被遗忘的命运。除了受难的记忆，总还可以留下什么吧。 李锐和魏京生是一个不协调的对照。李锐，只有中学毕业，曾在吕梁山插队落户，后来到临汾当劳工。当台湾文坛大力炒作大陆作家的时候，他是一个被冷落的名字，引进台湾的作品不多，仅是《厚土》和《旧址》就够瞧的，相对于苏童、王安忆、王朔、格非等优秀作家，李锐是沉默的，他被粗糙的归于寻根派，但他最特殊的地方在于写出了沉郁而诗意的历史伤痕。《厚土》写的是吕梁山，记载了他生命中最沉重的体验，他在朴实的素民生活里被感动被改变，没有知识分子的高姿态，李锐的谦卑让人心痛，只有真正受过苦的人才知道谦卑。《旧址》更是，这个长篇写得早了，这部似真似假的家族史诗因为着手太早，所以充满了感伤情绪。还记得在中研所上施淑女老师的《大陆文学》，研读到李锐的作品时，施老师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不知从何说起。那是唯一的，连老师都觉得难以言说的作品，因为他是用整个生命投入创作，印象里只有李锐和郭松棻让人束手无策。 反覆读《旧址》，每一次都有新泪，李京生（就是李锐吧）为了写一部《中国盐业发展史》追索到故乡银城，揭开银城关于亲族关于革命的历史，他的父祖、他的姑母，李氏家族的史页滴满了被理想嘲弄的眼泪，怀抱着社会主义大梦的理想主义者李乃之，创造新社会之后，被他一手打造的理想国歼灭，在文革中被关进牛棚，死于一个大雪飘飞的夜晚。李乃之固然令人动容，真正的主角恐怕是那个烧了脸一生侍佛抚养弟妹的李紫痕，她眼看着银城从繁华到离难，看着亲人死去，看着她所依傍的旧世族在眼前覆灭，然后裹着满身华丽的绫罗悄悄腐死。关于革命的文学那么多，像《旧址》这样沉痛的安静特别令人震动。因为热情，年轻的生命才可爱，那些义无反顾的献身才显得那么珍贵而有价值，然而历史翻转他的手心，革命的最残酷代价不是死亡，而是嘲弄。 “年轻的时候我不敢太激进，因为怕年老的时候变成保守者。”佛洛斯特如是说。于是，我们总是选择在年轻的时候就做一个保守者。我们怯于理解沉重的故事，因为害怕嘲弄的眼神。 李锐选择文字，当那些沾着血迹的历史变成诗一样的文字，仿佛所有曾经发生过的事都成为不朽的画面，可以反覆的，不断的被记忆，被复述，透过文字的转化，那些激烈，难堪的情绪，都得以缓解，淬炼出另一种滋味。尽管媒体的功能和作用不断在增强和转变，我仍然愿意接受一种比较缓慢的方式，让自己的思考成为触媒，去消化文字背后的东西。画面也好，但总是太直接。李锐或魏京生，大乱里逃出一条命，尽管人物皆非，好歹写下乱世里的浮想体会，可能比什么报导都真切。 肉身必会衰敝，文字或者可以委婉的留住一点芬芳的气息。就像聂鲁达的诗，从土地、人民、历史和革命，让诗的纵深更开阔，如他所言，“世界变了，我的诗也变了。有一滴血滴在这些诗篇上，将永远存在，不可磨灭，一如爱。”一如爱，所有再如何艰难的家国悲辛，也可以只是一块滴满眼泪的“古槐双坊旧址”，在李锐凝冷的文字里默然。 台湾也有革命，却没有感人的革命文学，那些噤默的往事太严厉，至今犹无可说。或许时间还不够，那些故事如同沉默的化石被埋在幽邃的地底，政治迫害或是独裁统治，最动人的是宣判书背后的故事。一九五Ｏ年，一个左倾的台湾知识分子郭琇琮医生，为他所信仰的理想交出生命，他最后写给妻子的遗书是这样的： 至洁，请交待爸爸、妈妈，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请勇敢的生活下去…… 除了滔滔的雄辩，除了美丽的政治谎言，总还有些什么可以被安静的记住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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