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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不是一种知识，品味是生命态度，纯粹考究质感的生命态度。 还清楚记得九五年在台湾上映的《邮差》，从电影院走出来，心里饱涨着一种温暖的，欲泪的心情，仿佛也像剧中的马利欧被植入诗的种杍，从此，灵魂的元素被置换，世界万物重新以新的血肉展现在眼前。原本懒惰害羞的邮差只是基于一种莫名的崇拜和窥视的好奇而接近诗人，温暖的诗人偶然以“比喻”唤起他对诗的理解，原来诗是这样微妙而平常的，以不同的事物互相比拟，意象像飞行的小鸟，翩翩落在他乏味的生活上。当马利欧遇见美艳的碧翠丝，诗人的身分就变成教导爱情的丘比特，用美妙的情诗启动美女渴望的心。诗不是专业术语，不是图书馆里的书册，不是诗人的呓语，诗就像水果和面包，像充满香味的花朵。 隐居的黑岛上聂鲁达和第二任妻子玛提达安静的互拥着起舞，和邮差炽热的渴望互相比喻，电影的节奏徐缓而机智的扣准在邮差和诗人的互动上，彼此是对方的镜子，照见自身所有但习焉不察的事物。这部电影将聂鲁达带给台湾的观众，将一个“来自一个因突兀地形而和世界各国分隔开来的国家的一个偏远省分，最暧昧难懂的诗人”带到这个潮湿的海岛。 电影中将伟大诗人和黑岛上的平凡邮差勾画成一个圆融的世界──这样的对照不是隐含对立，而正是一种互相彰显和比喻──任何一个平凡的灵魂里都潜伏有诗的基因，故而诗人的言语可以被普遍的体会和歌颂，即使是碧翠丝的母亲（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酒馆老板娘）亦惊骇于“比喻”的力量。那似乎是一个理想的梦土──当诗成为一种被普遍认知的沟通媒介，诗人甚至被认为具有统治国家的能力（在阿言德被提名为智利总统候选人之前，聂鲁达是共党的候选人），聂鲁达完美结合了革命和爱情，在他的诗的国度中。 这也是《邮差》里马利欧被点化的秘密，诗的品味是一种不能言传只能意会的灵魂密码，当它被理解时，甚至可以改变灵魂的质地。诗是无用的，既不能经世济民，亦不能分析化解，它的存在或许仅只于脱逸事物的常态，用另一种透明的角度重新组构世界，潜入最幽邃的意识深处，从而自结构上改变生命的态度。 电影原着小说近日由皇冠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大田的《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九歌的《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聂鲁达隐然亦成一热潮，这位六○年代的智利诗人经过遥远的距离、遥远的时间，呼召着世纪末对浪漫情怀还有向往的人们。 聂鲁达透过诗将世界上最浪漫的两件事──革命和爱情──完美的结合一体，但台湾的诗人／读者显然更偏爱后者，故而到目前为止都以聂鲁达的情诗为主要翻译对象。《二十首情诗与绝望之歌》是他的少作，发表于二十岁，诗中纪念着聂鲁达年少时的两段恋情，深刻、绵密、壮阔、热情，来自中南美洲庞丽的山脉和海洋，他的情诗洋溢着朴素的热情，意象的比拟和转换精美准确，即使是情诗，亦有一种壮丽的气魄。《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则出版于一九五九年，献给他的最爱──第三任妻子玛提达，古老的诗形式置换上不同材质的爱情元素，在陈旧的格式里聂鲁达注入新的光影变化、新的色泽风采，“它神奇地将最屈从、最封建的诗体（十四行诗里常可见为讨赞助者欢心的骑士似的克己无私以及殷勤恭维）转变成为一个丈夫日常作息、悲苦、隐私、忧思的备忘录。”（陈黎．张芬龄／序）在这些充满赞美、惊疑、热情、渴望、叹息的诗篇里，爱情被扩张为信仰和真理（在某些时刻它确然是），与山海季节同为永恒，与生命共存亡，聂鲁达的左派唯物观点和对唯心的爱情的信仰，丝毫不矛盾。 在这一波聂鲁达热之前，书林出版社的《拉丁美洲现代诗选》（陈黎、张芬龄译）即完整的推介了聂鲁达的诗，选译了《一般之歌》、《地上的居住》、《元素颂》等诗集中的精彩诗作，当然也包括了他最热烈美好的情诗，可说是很全面性的介绍聂鲁达的作品精神。后来桂冠版本的《聂鲁达诗选集》大致是书林版中聂鲁达诗作独立出来的完整版，都是比较全面性的选译。《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及《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独钟爱情，将中南美洲的壮丽风景注入台湾日益贫乏苍白的爱情情境里。台湾也曾有过诗的好时光，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即使是席慕蓉迹近散文的浪漫诗，亦表现了爱情中最单纯虔诚的渴望。然而曾几何时，诗变成某一种滞销的令人尴尬的文学物种，爱情的论述被假智识的杂文所垄断，聂鲁达的情诗显得如此庞大明丽，令人眩目。 诗人总是自以为具有一种“灵媒体质”，可以相接天地最奥丽的秘音，不单是现代诗，古时中国的诗词亦是士大夫的专利品，“老妪皆解”的白居易毕竟不是多数，诗人仍习以某一种“专业”语言来写诗，但聂鲁达坚持“诗歌当为平民而作”，甚至像《一般之歌》是为一般听众而写，在许多群众大会上作为朗诵的题材。但这些诗作并不因为这样的目的而浅显粗糙，聂鲁达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诗人，如果在台湾，或者他也会是某种本土的“基本教义派”，他的诗作来自他的生长环境、这个土地上的人们、人们生存的困境、生命本身单纯的喜悦和肯定，一九五四年出版的《元素颂》就完全从生活里剪裁出细腻深刻的感情，赞美生活、赞美日常事物，赞美生命回归到最朴素的原初的体会。 聂鲁达这样描叙他的诗与群众的关系：“政治生涯像雷击一样落在我的身上，把我和我的工作分开。群众是我最好的导师，我可以以诗人天生的胆怯，或以一个害羞男人的谨慎去和他们接触，可是一旦置身他们之间，我马上觉得自已被转化了，成了一个重要多数体的一部分，在伟大的人类之树上，我只不过是一片叶子罢了。”（聂鲁达的信差，页57）而他最为脍炙人口的仍是情诗，充满感官的色香味，揉和着深邃到仿佛针尖的哀伤和温柔，“我看到太阳将花苞移植到你脸上／仰望天上，我认出了你的脚步声”、“月亮转动他齿轮般的梦／最大的星星藉着你的双眼凝视着我／当我爱你时，风中的松树／要以他们丝线般的叶子唱你的名字”，重新剪贴爱情的真切面目。 译诗者同时是诗人，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李宗荣的后记里直言不讳，和热烈绝望的情诗彼此置换青春。诗人的译笔起码在文字上不必担心，陈黎和李宗荣都让译诗保留了浓厚的诗的意味，而不至于因不同语言的转换而拖宕累赘。 阅读聂鲁达，触及诗的新品味，在都市丛林里嗅到穿过时间而来的不朽爱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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