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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具有诗意生活倾向的年轻人，他生性忧郁，顾虑重重，总与他心爱的姑娘保持着一段距离。他希望与她呆在一起，但呆在一起又怕出岔子，所以他离得远远 的，生活在诗意和思念中。这是克尔凯郭尔《重复》里人物际遇。这个虚构的人物被公开之后，遭到了克尔凯郭尔这位“生身父亲”的批判。“那位年轻的姑娘并非他的恋人，则是唤醒他身上的诗意并使之成为一个诗人的契机。”一个单纯的男子在审美爱情实践中几乎使自己成为“无能者”的代名词。 人世间的标准永远都紧随其后的魔镜。不管你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观都必须经过主流生活观察家的审视，克先生也只好随大溜地说他的人物不正常。在这件事上，他引入了“美感生活”这一生造的概念。这个概念在我的好恶中并非贬意，因此，我将以下这两位可以互相映证的作家也归入其中，一个是克先生本人，另一位是诗人梁小斌。 克先生与心爱的蕾琪娜小姐解除婚约后，处在内心不断逼近永恒暗夜的非常时期，他写了《重复》这部“挽救”之作，书中那位忧柔的男士正是克先生自己。他希望女友能够读到这部沤心沥血之作，并奢望蕾琪娜在阅读它时，觉得他本人是个骗子或者是一个绝望的审美家。并期望达到让她从关系破裂所引起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目的。这同梁小斌那篇著名的被称为终结了朦胧诗时代的《诗人的崩溃》的初衷相同，“让自身从‘美化自己’的精神桎梏中解脱出来”。所以克先生他们都把自己说得一钱不值。 梁小斌试图在“劳动光荣”呼声很高的时代告诉我们他不喜欢劳动，见到劳动工具之后，有“朋友相见，分外脸红”的感觉。是否像克先生再次见到女友时那样尴尬不得而知，但他不敢同劳动工具单独相处太长时间，他担心会出岔子。 我们姑且相信那些系着红绸的锄头、镰刀之类成就了梁小斌最初的诗篇，虽然后来他多次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提到“第一次进村”时的那些歌谣，我们仍然不能断定他没有正话反说的嫌疑。克尔凯郭尔对他的用心供认不讳，并对美感生活的精神处境进行了“精神失落”分析，得出人的美感生活就是满足和厌倦的交替过程，是人的异化状态。在黑格尔的异化理论指引下，克尔凯郭尔认为异化的根源在于失去了自我选择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在人格转化过程中自我发生了错误关系。因此必须尊重人的精神品格。同样从黑格尔那里分化出的另一倾向的异化思想，马克思主义引入了异化劳动分析，认为人的异化是劳动中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丧失。梁小斌认为被迫劳动比自学劳动更加接近真实。 终于，我们绕到了“劳动”这个关键词上了！ 在绿化队当工人时的梁小斌，曾经对横七坚八堆在他面前的巨大剪刀心存恐惧。他说：“我彻夜难眠，明晨该如何在老师傅面前端平剪刀，或者我不去碰劳动工具，我只钻到灌木深处拔草……”克尔凯郭尔的观点是要人们脱离现实生活，在宗教中寻找归宿。梁小斌在这时不由自主地选择了“躲起来”的策略。至于他是否能够果真躲过师傅严厉的目光不太重要，我们知道他产生了回避的念头，并不真正针对劳动本身。 老于世故的师傅是他逃避现实的真正起因。一个笨拙的完美主义者，面对强大的审察官和口袋里密密麻麻的有关劳动的制度条例，师傅兼监工以及劳动体制的执行者这三位一体的“万能上帝”一旦动真格的，将剥夺受审者一切权利和尊严。这是梁小斌最大的担心，在这种全盘掌握在师傅手掌心的权力中心环境中，出逃是他惟一保存最后一点面子的办法。逃避必须在事情发生之前。“我离开工厂，不是以正当手续离开的，是以逃跑的方式来实现的。”逃离工厂的诗人有他坚定的、正义的理由，但是，接下来他写道：“逃跑，这类似于犯罪的举动，使我陷入深刻的自我反思之中。”克尔凯郭尔先生当年以同样的心理对自己产生过怀疑，并且产生了了他的精神哲学。 “我作为一个诗人在工厂里劳动的时候，的确是像工人们那样好好地干活的。我推着高大沉重的滑轮车，穿大胶靴的脚在用力……我也像工人们那样在干完活后擦汗，或者忙于洗澡，或者抽一枝烟，但我的愉快并不仅限于此。我想离开这里。”他想离开的除了无处不在的审查的目光，是不是还有别的令他窒息的势力？ 父亲说：“你成天看蚂蚁上树，谈什么写作？”在一般人的观念里，一个作家不写作是不道德的，何况还把时间浪费在看蚂蚁上树这类傻乎乎的事情上。一个诗人在工厂到底是诗人还是工人，身份如果不能确立，正如克先生所说，在这种双重身份交替出现的过程中，自我的关系发生了错误――必将导致当事者走上逃跑这惟一拯救绝望的出路。诗人再次回到另一种劳动形态当中。 犹如法力无边的如来佛的手掌，“叛逃者”永远处在被控制之中。“我搬砖头，现在已经是一堵矮墙了，我仔细地数我搬了多少块。有一个搬运工人说：你搬多少不要与我们的搞混了……不错，我搬多少块砖千万不要与他们的劳动果实混为一谈。”诗人似乎也曾掠过与其他人打成一片的温暖念头，但是，他被提醒站远点儿。被疏离出来的劳动者不被正统的劳动队伍接纳，这使他渴望得到劳动权威的肯定和承认。于是，在师傅面前，他也攒足了劲儿希望能够露一手。“我以自己老实态度拼命干活，我在用力推车，我以为师傅会赞扬我，我是个爱劳动、肯吃苦的人。我希望别人对我的劳动下一个良好的评价。但是，好像没有谁知道我在用力推车。师傅干完活后，拿着毛巾忙着洗澡去了。”天真的小学生没有得逞，于是陷入于无尽烦恼。这时，诗人才发现了一个普通的真理：劳动本来就是需要用力的，我本来就应该用力推车。 一个劳动工地上的反叛者一步步地接近劳动既定体制下的真理，证明劳动的确可以改造人。但这样一个半路出家的劳动者，仍然离只管出力不必瞎动脑筋的成熟劳动者的标准还相差很远。他半生不熟地操持着、模仿着行家里手的姿势，但内行一眼就认出他是个假的，是混进劳动队伍中的一个滥竽充数的二把刀。在劳动殿堂的诸神面前，一个伪装份子现出了原形。 尽管在神圣劳动的光辉中，一个蹩足的劳动者，一边欣赏红绸飞动的劳动场面，一边在闪闪发光的镰光中，也激情洋溢地接过刻有自己名字的镰刀，并信誓旦旦地决心“明天一早就下地，一定开好第一犁”，但他还是被“清洗出来”。原因是：“你能干什么，我们不要这个人！” 劳动教育在他身上显然失败了。 梁小斌在回答采访者的提问时回忆道：“因为我不能正常上班，被合肥制药厂专门下达红头文件除名。在大雪纷飞的科天，工劳科长冒雪将除名通知书送到我家。对专程送达公函的人我颇为过意不去，我送他们很远，竟然说：‘实在不好意思，麻烦你们跑一趟，本来应当我自己去拿。’”接下来，梁小斌画蛇添足地补充说：“还是我家的老父亲很会说话，他当然对有关方面将我除名不满，但却委婉地说，‘我这个儿子自从诗歌获了奖，踩了几天红地毯，受到邓颖超接见以后就越来越不像话了，我们也管不住他’。”他这样意味深长地表达了他对失去劳动权利的看法。 真实的劳动和劳动的自由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价值观，而自由地劳动在克尔凯郭尔的哲学氛围中是被首先肯定的劳动形式，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自由劳动即为恢复劳动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具体表现。因此，梁小斌的劳动观楔合了他们两者的共同点。那么，这种自由劳动精神到底反抗的是哪一类劳动？在这篇短文的结尾，我们将引用梁小斌有关洗衣服和救火的两段描述说明之。“现在我终于坐在小板凳上开始抽一枝烟。为了配合休息，我还一面摆弄着火钳。妻子在屋里听到响声问：‘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抽烟。’‘盆里的衣服洗完了吗？’我又回答：‘洗完了。’我要抽一枝烟，妻子每逢看见我坐下来，就总认为我把家务事已经做完了。我抽烟，成了一个象征符号，成为可以理解的一天劳顿结束后的隐语……这就是说，我已经被读懂，被默认。但今天的情况却是这样：我抽烟，那盆衣服根本还没有洗。”上帝在此时终于插手了，帮助他在灵机一动的时候实现了一个“神圣的谎言”，这符合上帝爱人的美学原则。如此相仿，克尔凯郭尔情愿糟踏自己的形象，也不希望固有的和谐遭到粉碎。美感生活着的人，他们的反驳与忏悔几乎同时发生。而仅就文本而言，克尔凯郭尔认为，反讽者能够诗意地对待一切。反讽实际上是一种升华，它表现为自由、超越和对现实的否定。反讽使“诗和诗人者获得了自由”。当然，心须有一个前提，诗人必须是反讽的主宰，而不是被反讽牵着鼻子走。 “我看到那场火时，草堆上的火已快烧完了……大家传递木桶和脸盆，开始浇灭最后的余烟。我坐在自家的门口，并没有过去凑那份热闹。如果我此刻再拎一个脸盆进入传递的人群，显然不合时宜。混迹于救火的人群，是我羞于表现出来的举动……我同房间的那个人，此时正心不在焉地传递着木桶。他的裤脚已经被余烟熏黑了。他在表演救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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