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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官堕落定律 吴思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讨过饭，打过仗，从一个马弁干起，最后得了天下，对人情世故的了解相当透彻。他当然明白自己给官员定的工资不高，所以，在地方官上任之前，他经常要找他们谈一次话，讲讲如何正确对待低工资，如何抵抗贪污受贿的诱惑。他会给自己的部下算一笔很实在的利害关系账。 朱元璋说，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好像守着井底之泉。井虽然不满，却可以每天汲水，泉不会干。受贿来的外财真有益处么？你搜刮民财，闹得民怨沸腾，再高明的密谋也隐瞒不住。一旦事发，首先关在监狱里受刑，判决之后再送到劳改工场服苦役，这时候你那些赃款在什么地方？在数千里之外呢。你的妻子儿女可能收存了，也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些赃物多数藏在外人手里。这时候你想用钱，能到手 你家破人亡了，赃物也成了别人的东西。所以说，不干净的钱毫无益处。 这样的利害分析也算得透彻了，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派下去的官员，如同冒着枪林弹雨冲锋的战士，一排排地被糖衣炮弹击中倒下。前赴后继，一浪接着一浪，一代跟着一代。后来，朱元璋当皇帝当到第十八个年头（公元1386年），这种现象见得多了，使总结出了一条规律。朱元璋说，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我严格执法，决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干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 请留意中间那一句话：“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这就是新官堕落定律。“全都”云云肯定是绝对化了，但在统计学的意义上，这条定律大概真能站住脚。朱元璋发现的这条规律，背后大有道理。 科举制实行之后，官僚大体是读书人。他们读了十几年圣贤书，满脑袋都是理论上的人际关系，如忠君爱民、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类，书生气十足，教条主义倾向严重，未必明白建立在利害算计之上的真实的人间关系。这种关系，圣贤们不愿意讲，胥吏和衙役的心里却清楚得很。《红楼梦》第四回便详细描写了一个衙役向新官传授“潜规则”的故事。这段描写堪称经典。毛泽东主席把《红楼梦》看作那个社会的百科全书，就以这一回为全书的总纲。因此我不避啰嗦，转述几段—— 却说贾雨村走了贾府的后门，当上南京知府，一上马就受理了一件人命案。当地名门望族子弟薛蟠，打死小业主冯渊，抢了个丫头，然后扬长而去，受害方告了一年多也告不下来。贾雨村听说，登时大怒道：“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的！”说着就要发签，命人去抓。这时他看见旁边一个门子向他使眼色。 进了后边的密室，门子和贾雨村有几段精彩的对话。门子问：“老爷既荣任到这一省，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护官符’来不成？”雨村忙问；“何为‘护官将’？我竟不知。”门子道：“这还了得！连这个不知，怎能作得长远！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贯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说着拿出一张抄好的护官符来，上边就有薛家。 贾雨村问门子此案该如何处理，门子说，薛家和帮助你当上知府的贾家是亲戚，何不作个人情，日后也好去见贾府的人。贾雨村道：“你说的何尝不是。但事关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复委用，实是重生再造，正当殚心竭力图报之时，岂可因私而废法？”门子听了，冷笑道：“老爷说的何尝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岂不闻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时而动’，又曰：‘趋吉避凶者为君子’。依老爷这一说，不但不能报效朝廷，亦自身不保。还要三思为妥。” 贾雨村低了半日头，最后嘴里说着不妥，还要再研究研究，实际上完全遵循门子的建议，很巧妙地解脱了薛蟠。 曹雪芹卒于1764年，与朱元璋相隔约400年，但是这个世界并没有多少变化。洪武十九年（1387年），朱元璋曾经写道：建国以来，浙东、浙西、广东、广西、江西和福建的政府官员，没有一个人干到任满。往往还未到任期考核的时间，自己就犯了赃贪的罪过。这里确有任人不当的问题，但在更大的程度上，这些官员是被当地那些胥吏衙役和不务四业（士农工商为四业）之徒害了，是受了他们的影响、劝说和引诱。因此，当年朱元璋与上任的官员谈话，总要警告他们当心那些胥吏，不要让胥吏支配决策。看看贾雨村的实际经历，朱元璋的预防针确实对症下药，那些胥吏和衙役果真在劝诱官员们学坏。他们跟新官算利害关系账，同样是清晰透彻，只是与朱元璋的结论完全相反：要坚持原则 不但不能报效朝廷，自身也难保。轻则丢官爵，弄不好还会丢性命。您可要三思。 新官上任，还会碰到一个不清自来的教师，这就是土豪。在这里，土豪是一个比地主、富农更恰当的名词。他们有可能是地主、富农，也可能是商人，但绝对不是老实胆小的土财主。他们甚至可能没有正经职业，以欺行霸市或坑蒙拐骗为生，即朱元璋所说的那些把官员教坏的不务四业之徒。在《水浒》对西门庆、镇关西、祝家庄等的描绘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土豪的身影。这些人是地头蛇式的强者，在当地苦心经营多年，已经建立起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分配格局，他们很愿意把新官拉下水，教他们适应并且保护这种格局。 《明史》中描绘了两个不肯好好学习适应的新官的遭遇。 有一个叫徐均的人，洪武年间在广东当阳春县主簿，这个官类似现在的县政府秘书长。阳春地方偏僻，土豪盘踞为奸，每有新官上任，就以厚贿拉拢腐蚀，最后也总能把持控制，政府就像他们自己家开的一样。徐均刚到阳春，一个吏便向他提建议，说他应该主动去看看莫大老。莫大老就是一个土豪。也不知道徐均是不懂，还是不吃这一套。他问：难道这家伙不是皇上的臣民 他不来，我杀了他。说着还拿出了自己的双剑给那位吏看。 莫大老听了那位吏的通风报信，害怕了，就主动去拜谒徐均。徐均调查了解了一番，掌握了他的违法勾当，将其逮捕下狱。莫大老或许认为这是一种敲诈手段，就很知趣地送给徐均两个瓜，数枚安石榴，里边塞满了黄金美珠。徐均根本就不看，给他带上刑具，径直押送至府。没想到府里的官员也被买通，将莫大者放回家 面对强权，莫大老的脾气很好，再一次给徐均送上那些装满金珠的瓜果。徐均再次大怒，打算再将其逮捕法办。在这关键时刻，府里来函将徐均调离，到阳江县任职去 徐均真是清官。假如他不声不响地收下瓜果，难道真会像朱元璋说的那样被送进劳改工场 根据史书上的记载判断，他的前任都被拉拢腐蚀了，结果并没什么事。他在府里的上司也被拉拢腐蚀了，并且动静很大地放莫大老回家，结果还是没事。收几个瓜果又能有什么事？倒是不收瓜果的徐均遇到了麻烦。可见门子算的账很正确：不但不能报效朝廷，自身也难保。而朱元璋算的账显然有问题，下狱和苦役云云，多半是吓唬人的。 也是在明朝的洪武年间，道同（蒙古族）出任广东省番禺县知县。知县号称一县父母，为当地最高行政首脑，但是还有他管辖之外的权力系统，这就来军队和贵族。 坐镇番禺的是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是打江山的开国元勋，征讨杀伐立过大功。《明史》上说，朱亮祖勇悍善战而不知学，办事经常违法乱纪。而道同偏偏是一个执法甚严的清官，没有道理的事情，不管来头多大，坚决顶住不办。 当地的土豪数十人，经常在市场上干一些巧取豪夺的勾当，以低价强买珍贵的货物。稍不如意，就变着法地栽赃陷害。道同严格执法，打击这些市霸，将他们当中的头头逮捕，绑在街头戴枷示众。于是斗法开始。 这些土豪明白，道同这家伙不好教育，便争相贿赂朱亮祖，求他出面说句话。应该说，土豪们这样做是很合理的。贿赂既是必要的买命钱，同时也是一种投资。有了永嘉侯撑腰，将来谁还敢惹？如果没人敢惹，这个市场就是他们的金饭碗，永远衣食不愁。 朱亮祖果然被土豪们勾引教坏 他摆下酒席，请道同吃饭。在席间点了几句，为土豪头子说情。候的地位在一品官之上，是道同的上级的上级的上级。应该说，以他的身份出面请客，算是很抬举道同这个七品芝麻官 可是道同偏偏不识抬举。他厉声道：“公是大臣，怎么竟然受小人役使 ”永嘉候压不服他，未亮祖也不再跟他废话，干脆就派人把枷毁了，将街头示众的土豪头子放 这还不算完，随后又寻了个差错，抽了道同一顿鞭子。 有一位姓罗的富人，不知道算不算土豪，巴结朱亮祖，把女儿送给了他。这姑娘的兄弟有了靠山，便干了许多违法的事，如同土豪。道同又依法惩治，朱亮祖又将人夺走。 道同实在气不过，便将朱亮祖的这些事一条条地写下来，上奏朱元璋。朱亮祖恶人先告状，劾奏道同傲慢无礼。朱元璋先看到朱亮祖的奏折，便遣使去番禺杀道同。这时候道同的奏折也到了，朱元璋一看，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想，道同这么一个小官，敢顶撞大臣，告他的状，这人耿直可用。于是又遣使赦免道同。两位使若同一天到达番禺．赦免的使者刚到，道同也刚被砍掉脑袋。于是，门子的预言再一次应验：“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不屑于接受再教育的清官道同，终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一般情况下，这事到此也就算完 为非作歹的王侯比比皆是，遵纪守法的却如同凤毛麟角。即使朱亮祖直截了当，擅自将道同收拾了，只要他给道同按上适当的罪名，也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碰到开国之君来元璋，这事就不能算完。朱元璋吏治之严，堪称空前绝后。杀人只凭一时性起，这一点我们已经在道同的下场中看到 此外还心眼细小，爱发脾气。第二年九月，朱元璋召朱亮祖到京，将朱亮祖和他儿子一起活活用鞭子抽死，然后亲自为他写了墓志，以侯礼下葬。两种规则的斗法至此告一段落。 我没有仔细计算，不清楚明朝初期贪赃枉法者被揭发处罚的概率有多少。在阅读时得到的印象是：离朱元璋越近，被揭发处罚的概率越高。而不归来元璋直接管的小官，被揭发处罚的概率则逐级下降。也就是说，在省部级官员这一层，朱元璋算的账比较有说服力。而到了县处级，门子算的账更有说服力。朱元璋惩治贪官的手段极其酷烈，大规模地砍头剥皮截肢剜膝盖，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也惩办了大量贪官污吏。血洗之下，洪武年间的官场乃是整个明朝最干净的官场。不过即使在最干净的时候，仍有大批高级官员不买朱元璋的账，例如朱亮祖。我估计，在这批靠造反起家的高级官员之中，风险偏好型投资者的比例一定很高。 朱元璋死后，管账的大老板不那么能干或不那么上心了，下手也不如太祖那般凶狠了，朱元璋的那套算法便越发不对路 不过，他发现的新官堕落定律却越发灵验 明朝制度规定，官员不许在本乡本土当官，怕他们受人情的影响，不能坚持原则。但胥吏和衙役们一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土豪们就更不必说。他们熟悉当地的语言和风土人情，有一张亲戚朋友熟人组成的关系网，盘根错节，信息灵通，熟悉各种惯例，并且依靠这些惯例谋生获利。那些圣贤书上不讲的“潜规则”，正是通过这些人继承并传播的。他们是活的教科书。在他们的言传身教和热心辅导之下，官员们学习的时间大大缩短，学费大幅度下降，许多摸着石头过河的麻烦都可以省去 这便是朱元璋的“新官堕落定律”的实现过程。 所谓堕落，当然是从圣贤要求的标准看。如果换成新官适应社会和熟悉业务的角度，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重新学习和迅速进步的过程，一个接受再教育的过程。第一次是接受圣贤的教育，第二次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们一肚子男盗女娼。 晏氏转型 吴思 《晏子春秋．外篇第七》中记载了一段晏子改规则的故事。晏子（名婴，卒于公元前500年）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齐国贤臣，年龄大概相当于孔子的父辈。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为后世建立种种基本规则的所谓轴心时代，他的故事也蕴涵了这类规则问题。 故事说，齐景公派晏子去东阿当领导，在晏子领导东阿的第三年，齐景公把他召回来训斥了一顿。齐景公说：“我还以为你挺有本事呢，派你去治理东阿。现在你竟把东阿给我搞乱了，你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吧，寡人要狠狠处理你。”晏子的态度极好，立刻表示改正；他说：“请允许我改弦更张，换一个办法治理东阿。如果三年治理不好，我情愿以死谢罪。”齐景公同意 第二年，在晏子上来汇报税收工作的时候，齐景公迎上前去，祝贺道：“好极了！你治理东阿很有成绩嘛！” 晏子回答说：“从前我治理东阿，后门全部关死，贿赂根本就没有。池塘里的鱼都造福穷人 那时候老百姓没有挨饿的，而您反而要治我的罪。后来我治理东阿，大走后门，大行贿赂，加重老百姓的税赋，搜刮来的财富不入国库，都孝敬您左右的人 池塘里的鱼，也都人于权贵之家。现在东阿的老百姓有一半在挨饿，您反而迎上来祝贺我，我这人傻，治理不了东阿。请您准许我退休，给贤能的人让位。”说着连连磕头，请求退职还乡，齐景公听了，从座位上走下来道歉说：“请你一定勉力治理东阿。东阿县作的东阿，我不再干涉 ” 分析这个故事，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三个要点。第一，晏子初期实行了一套政策，那是公认的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不媚上不欺下；第二，晏子后期实行了另一套政策，特征就是欺下媚上，这是只做不说的潜规则；第三，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顶不住巨大的压力，被迫向潜规则转变。这三个要点构成了一个堪称经典的制度变迁模型。读读中国历史，这类制度变迁总是在人们的眼前晃来晃去，似乎生怕大家不认识它。为了识别方便，我们干脆给它起个名字，叫作晏氏转型。 在晏氏转型的前型中，老百姓也要纳税，但是还不致于被剥夺到挨饿的程度。在晏氏转型的后型中，老百姓的赋税大大加重了，一半的人在挨饿，继续下去，恐怕纳税人口将锐减。 我们可以把这种关系想象为那条传说中的食物链：“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淤泥”。老百姓是虾米，靠泥土生活。县太爷之流的小官是小鱼，靠百姓生活。权贵以及权贵左右的助手是大鱼，靠勒索小官生活。虾米的生长繁殖速度是固定的，只要吃的数量适当，别超过虾米的生长繁殖速度，这就是合理的。孟子所谓“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治于人者食（音饲，喂养之意）人，治人者食于人”，就包含了这个意思。领导当然是应该吃虾米的，但是要有规矩。例如皇上一顿可以吃多少，皇后一天可以吃多少，县太爷一个月可以吃多少都有一个规定，不能过分，不能竭泽而渔，不能让人家拼命生长繁殖还供不上你吃。如果吃的分量恰当，就是仁政，譬如晏子前型。如果吃得过分，像晏子后型那样，就是苛政。苛政猛于虎，吃人可以不吐骨头。苛政越过了界限，虾米的种群被吃得急剧缩小，大大小小的鱼们没了食物，最后也活不下去。所以，苛政是公认的坏政，仁政是公认的好政。难题在于，仁政总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好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按捺不住地转变为苛政。 在《晏子春秋》这本书里，晏子治东阿的故事先后讲述了两遍，上面引用的那个版本是在“外篇”里讲的，还有一个版本是在“内篇”里讲的。在内篇的版本里，晏子刮穷了百姓，喂足了权贵之后，齐景公将晏子召回嘉奖，同时还让晏子介绍一下经验——你是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的。于是晏子向齐景公分析了前后两种政策所涉及的利害关系。听听这位贤人的分析，我们可以找到仁政堕落为苛政的压力来源，领会晏氏转型的动力机制。 晏子对齐景公说：过去我治理东阿，堵住小路，关紧后门，邪民很不高兴；我奖励勤俭孝悌的人，惩罚小偷坏人，懒民很不高兴；我断案不偏袒豪强，豪强很不高兴。您左右的人求我办事，合法我就办，不合法就拒绝，您的左右很不高兴；我侍奉权贵不超过礼的规定，权贵们也不高兴。邪民、懒民、豪强这三邪在外边说我的坏话，您的左右和权责这二谗在里边讲我的谗言，三年内坏话就灌满了您的耳朵。 晏子说，后来我小心地改变了政策，不堵小路，不关后门，邪民很高兴；不奖励勤俭孝悌的人，不惩罚小偷坏人，懒民很高兴；断案时讨好豪强，豪强们很高兴；您的左右求我办事，我一概答应，您的左右很高兴；侍奉权贵超出了礼的规定，权贵们很高兴。于是三邪在外边说我的好话，二谗在里边也说我的好话，三年内好话就灌满了您的耳朵。其实，我过去招致指责的行为才是应该奖赏的，我现在招致奖赏的行为正是应该惩罚的。所以，您的奖赏我不敢接受。 晏子把讨厌正式规则和喜欢潜规则的人分成了两类，一类是民间的“三邪”，另一类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二谗”。这两类人的利益所在决定了他们的好恶，而他们的好恶关系非常重大。 统治集团内部的人，控制着通向以暴力组织为后盾的最高权力的信息渠道，他们是齐景公的耳目。晏子实际上干得如何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信息渠道中传上去的是恶言还是美言。作为信息通道的把关人，二谗在晏子面前碰壁，愿望没有得到满足，预期的利益未能实现，积攒了满腔怨恨，自然不肯传达有利于晏子的好话，也不肯拦截诋毁晏子的坏话。如果实在听不到什么坏话，我想，只要有机会，他们一定也愿意编造出一些谣言。更何况民间还有三邪存在，不愁听不到坏话。 民间的三邪，是有能力也有愿望与二谗勾塔的人。二谗接触的几乎都是这些人。二谗吃他们的，拿他们的，听他们的，在信息通道中传递他们的意见。因此他们在政界的嗓门格外大，就好像现代政治中强势的“院外活动集团”。晏子得罪了这个集团，自然要成为他们游说攻击的目标。 那么，从正式规则中受益，在潜规则中受损的普通老百姓 他们自然是支持晏子的，可惜，他们的力量太弱，声音太小。他们的赞赏不能使晏子升官，而三邪二谗却可以。他们挨饿并不能让晏子丢官，而三邪二谗却能够。这些老百姓，按照马克思的比喻，就好像是一麻袋毫无组织的土豆。而缺乏组织的土豆，一麻袋也好，一火车也好，在土豆们进行利害计算的时候，损益得失无异于一个土豆，并不是所有土豆之和。零散的土豆无力保护自己的利益，需要高高在上的皇帝代表他们，赐予他们雨露阳光。 按照马基雅维里的分析，这些土豆不仅能力不足，热情也不够。在晏子建立的理想秩序中获利的老百姓，只是一些无精打采的支持者。他们怕三邪二谗，也不相信理想的秩序能够推行到底。相反，三邪二谗却热情十足，利用每一个机会向晏子进攻。当然，我们也不好抱怨老百姓不够意思，胆小怕事。如果把晏氏转型中的所得所失分摊到每一个老百姓的头上，在每次转变造成的新增得失中，每个人确实摊不上多少。他们犯不上为这一点东西冒险招惹政府官员。而分摊到三邪二谗的头上，每个人得失的份额都足够多，足以激发起大家高昂的热情。总之，老百姓不如三邪的政治热情高昂，这是很自然的。 双方的热情和影响力的差距如此巨大，从趋利避害的角度看，行政官员何去何从已经命中注定 我还要再补充一句：晏子在分析中忽略了他本人和他的同事们的物质利益。难道他这个级别的官员就不爱吃鱼虾么？难道只有三邪二谗的嘴馋么？当然晏子本人很廉洁，而且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比较早，中华帝国尚未建立，大量官吏衙役的职位还没有发育成熟，食物链还比较简单。不过，二千多年之后回头再看，我们就必须补充上这一点：包括晏子本人在内的官僚集团也是可以从晏氏转型中获益的。他们可以参与分肥，可以多吃几口虾米。在三邪二谗之上再加上这块砝码，理想秩序向潜规则坠落的速度将愈发势不可挡。 让我们在想象中变成这块砝码，设身处地验证一下这个说法。 最开始，我们遵守仁义道德，不欺下不媚上。这时理想中的为官之道，在历朝历代的官场上确实也可以找到这样的清官。可是我们在抵抗堕落的诱惑，努力当一个忠君爱民的好官的时候，竟然受到了来自上边和下边的强大压力。我们发现，原来上边是很想让我们媚的，不媚就有祸。而媚上就要上贡，就要贡鱼贡虾，这就难免欺负下边，让鱼虾们倒点霉。出乎的意料的是，下边也很愿意我们欺负，虾群中的积极分子会主动协助我们欺负，把他们的邻居加工好，送货上门，并不用我们太费心。如此容易地“欺下”之后，我们又进一步认识到，原来老百姓并不难欺负，欺负了他们几次，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那么我们如何是好？是放弃仁义道德，转而采取欺下媚上的官场生存策略呢，还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硬要跟领导和群众对着干 从利害关系的角度看，对抗当然是要倒霉的，听话才有出路，自己也可以跟着沾点光。但是从道德是非的角度看，欺下媚上毕竟有点不对劲，怎么办？这是每个官员都躲不开的实际问题，也是一个可以逼迫大多数人显现原形的问题。如果碰上思想不那么纯洁，立场不那么坚定的人，恐怕就会冒出这样的念头：我对抗领导，然后丢掉饭碗，真能起到什么好作用么？白白牺牲了自己，换上来一个新的，说不定一点良心也没有，欺压老百姓更加残酷，还不如我的温和欺压呢。为了减轻东阿人民的损失，我要坚守岗位，多跟领导合作，少搞对抗。——如此一想，良心竟然被我们糊弄手整了，我们也就可以坦然地媚上欺下 晏子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聪明过人，路子也过人。晏子拒绝正面回答问题，避开了选择的政治风险和良心负担。他利用最高领导亲自听取汇报的机会，把不同的选择方案及其后果摆到了领导本人面前，请领导替他做主。最高领导倾听之后，亲笔批示：特准晏子在官场上遵守仁义道德，不媚上不欺下。钦此。 大渡河钟声 潘旭澜 大渡河首次闻名遐迩，是由于石达开在这里的悲惨结局。这结局是由洪秀全和石达开自己共同造成的。 洪秀全、杨秀清内让之后，太平军最需要的是：稳定局势，重立统帅。 此时，翼王石达开理所当然地成为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众人欢悦’。从1856的11月到次年5月，太平军在自相残杀、人心惶惶、军事失利的危险中稳定下来。任命勇敢善战的陈玉成、李秀成各为一方面主将，攻守兼施的战略取得了成效，军事上略有转机。 石达开是太平军前期请王中两个知识分子之一（另一个是南王冯云山，在攻占南京前已战死蓑衣渡），又是各方面公认的最有军事才能的领导人。洪、杨内江之时，韦昌辉出面滥杀杨秀清部属，石达开从武昌前线赶回南京，谴责韦昌辉及其帮手燕王秦日纲，意在制止事态扩大。不料韦竟要杀他，使他不得不连夜“吊城由小南门而出”。韦居然杀了他全家，又派秦率军追捕他。当他率靖难大军四万余人返南京途中，知陈玉成在安徽宁国府被清军打败，立即移师救援。洪派人向石献上韦首级，靖难大军便休兵。他到了南京，洪秀全慑于其大军，并出于收拾残局的需要，封他为“圣神通电军主将翼王”。全军钦佩他的品德功勋，共上“义王”尊号，他坚辞不受，必定是鉴于内证的教训，知道洪对他很是疑忌，力避爵高震主，不利于团结安定。可见，他是十分顾全太平军大局的。 洪秀全就完全不同。他在与杨秀清你死我活之余，斗争的弦绷得特紧。给石达开那么一个封号，是不得已而为之。只要看看这封号和以前杨秀清封号的巨大差别，就说明了他的心态。众人给石共上“义王”号，他连作一下姿态都不愿。相反，却加封他的大哥洪仁发为安王，二哥洪仁达为福王，让这两个无功无德无才的小丑来“主军政”。进而“不授以（石达开）兵事，留城中不使出”，不但剥夺了石的权力，还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完全作为政敌与重点压制对象，看管了起来。李秀成说，“翼王与安、福二王结怨，被押（压）制出京”。这是开脱洪秀全的说法，安、福二王哪有力量、威望来压制石达开？石自己在出走的布告中说的“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 一笔难尽陈” ，就明确点出是洪秀全本人的逼迫。只是，他还是顾“君臣之义”，维护洪秀全的面子，不将事实真相兜底抖出来。 看来，洪秀全在与杨秀清矛盾激化到内讧之时，对清王已全都不信任，视为潜在的篡权者。他要让韦、石、秦互相残杀，以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他既然能在石的靖难之师未到南京时，就杀了韦、秦，可见此两人并没有多少实力。那么，韦要杀石，屠石全家，派秦追捕石，可能是洪秀全的示意，至少他是知道的。他要坐山观虎斗，在两败俱亡之时，清除一切他心目中的潜在威胁。然而，石的靖难大军，使他不能一箭双雕。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杀了韦、秦，以安抚石。将韦的首级送宁国府给石看，很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石人京，受到军民的拥戴，更使他加深疑忌。如果不是石实力和声望都远非韦昌辉可比，他就会在压制得手后杀了石。 到石达开被迫逃出南京之后，洪秀全看到不但追随的将士很多，南京许多人也为他抱不平，这才慌 于是，不得已革去其兄安王、福王爵号，并且镌刻“义王”金牌遣人送给石达开。这种做法，简直像哄小孩子。在石看来，与其说是洪对他的“争取”，不如说是一种侮辱。而且，石深知如果出走再回去，迟早必定被洪秀全所杀，那时洪仁达、洪仁发仍将恢复王爵。洪秀全的这种拙劣的举措，只能引起石更大的反感。许多论者，竟指责行不接受洪的“争取”是多么不对，令人啼笑皆非。其实，洪所要争取的是石的脑袋。 石的智力远高于洪，又长期经常在一起，当然了解洪的为人的和此时心思。摆在他面前有几种可能：一、无所作为地让洪氏兄弟杀掉；二、除掉洪仁发、洪仁达、蒙得恩等人，掌握实权；三、取洪秀全之位而代之；四、逃出南京，拉一支军队反清，仍用太平军旗号；五、拉起反清队伍，不用太平军旗号；六、投降清朝。他选择了第四种。有的著作说：“石达开应该顾全大局，他可以用各种方法表白自己，争取天王的信任，甚至暂时不要任何权力。”显然，论者不如石达开了解洪秀全之深。从前面所说可知，石如果用什么方法表白，岂有不用之理？他在自述里就透露：“洪秀全……有谋害达开之意”。论者为了替“农民革命领袖”辩护，将不可能的事也说成可能 几十年来中国大陆绝大多数的历史论著，都给石达开扣了一项“分裂主义”的罪名，同时还加上“个人英雄主义”的帽子。这罪名，这帽子，都完全是从“洪氏本位”的立场出发的。 一个才智卓越，立下赫赫战功，为太平军打下广大地盘的人，先是受杨秀清的压制与欺凌，继而为制止内讧大屠杀，自己差点死于韦昌辉、秦日纲之手，逃得性命而全家被无端杀尽；挽救了内讧后的危局，却又受到洪氏兄弟极端疑忌和排斥，洪秀全要剥夺权力就剥夺，要监管就监管，有力反抗而不愿反抗，最后落得逃离南京， 还不愿扯下“太平天国” 的旗号，不愿揭穿洪秀全真面目，世界上有这样的“个人英雄主义”者 如果他守在南京等洪氏兄弟杀戮，有些论者，是否会责怪他：谁叫你表白不了 或者：谁叫你功劳太大、声望太高 或者，用为了消除隐患为由，来说明杀得对杀得好？ 请容我再问几句：难道只有像岳飞那样，让赵构指使秦桧杀了，才算没有“个人英雄主义”？难道洪秀全的“只有臣错无君错”是真理？难道死在无可救药的洪氏集团手里，让他们恣意胡作非为，于国于民于历史进步会有什么正面价值？不说于国于民于历史进步罢，即使于太平军，难道有什么积极意义？ 至此，我看“分裂主义”的问题，也并不难谈清楚。石达开到了朝不保夕，万不得已出走之时，还是一不愿降清，二不愿否定“太平天国”，三不愿揭洪秀全的底。只要不是以洪氏本位来作为唯一的是非标准，而以太平军的根本利害为标准，如果要说分裂主义，那首先是洪秀全及其兄洪仁发、洪仁达，是他们迫使石达开不得已而与洪氏兄弟分手的。 有人说，石达开可以像李秀成那样，无论受什么委屈，都用行为表白自己，以获得洪秀全的信任。其实，洪自内讧之后，便任人唯亲。他何曾信任李？如果信任，李何必主动将母、妻子送到洪眼皮底下当人质？如果信任，怎么会稍不如意即严辞训斥，公然指责李有奸心？如果信任，哪能在万分危急之际，也不采纳李的正确建议？洪无非是无人可代替李，不得不暂时利用，却又横挑鼻子竖挑眼，甚至纵容李部下胡作非为来削弱李的指挥权。李在屡遭歧视、限制、刁难之下，百般委曲求全，而洪到临死还宣布罢他的官、夺他的权。要是洪氏兄弟能有人掌得了兵权，李便会被加上“变奸”的罪名而杀掉。虽然这一点没有成为事实，李最后也只能成为洪的殉葬，一个极其可悲的殉葬。石达开对于洪秀全性格的了解，对洪家天下命运的预测，又在忠君的道德规范制约下，使他终于采取离开南京而又继续打着“太平天国”旗号这条路。然而，这也是一条败亡之路。 作为一个家庭富有的青年，石达开愿意倾家荡产参加造反，直接原因是：他家祖籍广东和平，迁居广西贵县，“因本县土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同时，也由于他强烈痛恨清政府的腐败，热切关注中国的前途。可是，他未能看清，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落后的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尽快开始近代化的进程，追赶欧洲先进国家。关键是：培养和引进各方面有用的人才，学习先进的科技，兴办工商业和交通运输，发展生产力。起步的迟早，关系到中国的浮沉。如果由具有进步思想的人领导的革命或政变，尽快改变腐败无能政权，全面实行近代化，自然是最好的出路。要是没有这样的条件和可能，也可以有其它一些变革维新的道路，由发展生产力而带动其它方面的近代化，这是以前和以后的世界历史所证明的。而造反，那就要看为什么造反，什么人为首的造反，真正要实现的目标（而不是鼓动造反的宣传）是什么。他也没能清醒思考，并不是一切反对腐败政权的造反就一定能赢得社会进步。可能有几种情况：比腐败政权好得多，好一些，一样坏，坏得多。也可以在造反之初属于前面两种之一，后来就发生变化，变得一样坏或者坏得多。实际情况怎样，主要取决于领导人的思想品格和文化渊源。最坏的情况，是由比原统治者更落后、更愚昧、更腐败的人为首，而造成大规模、长期、激烈的内战。在当时的中国，危害尤其突出。石达开在没有真正认识洪秀全品格、志向、能力之时，便将身家性命都交给他，是石人生道路关系至大的一步。认识上的局限，加上年轻、人生经验较少，情绪因素易于扩张，使得他在洪秀全的宣传鼓动下，参加了拜上帝会即策划造反。这关键的一步，决定了他人生方向。不过，他后来还有修正的机会。 洪、杨内讧之后，如果石达开代洪自立，完全有可能。虽会遭到一些抵抗或抵制，只要措施得当，便不会受很大震荡。同时按轻重缓急，坚决而有序地废除洪的一些极端政策，逐步实行变革维新，顺应世界潮流，就会愈来愈得人心军心，建立一个远比清政府、洪氏小朝廷开明、进步的政权。至少可用“清君侧”的办法，断然处置洪仁发、洪仁达、蒙得恩等少数亲嬖小丑，使洪秀全只戴天王金冠享受富贵荣华，同时坚决抛弃洪的极端政策，大力进行一些合理的军政经文诸方面建设，将会给控制地区百姓带来安定的生活，解放社会生产力，在可能的范围内改革和扩大军队。随后，无论是在苏、浙、皖、赣等省站稳脚跟，积极建设，在一段时间内与清军形成对峙或者在实力充足时北伐，迅速推翻清朝；或者在双方相持的情况下，最后实现妥协；或者由于内外因素的变化或意外事故，失去均衡而被清朝打败，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近代化的步伐。这是石达开此时所面临的可能。一切取决于他肯不肯代洪自立或虚洪执政这又是关系他命运的紧要的一步。然而，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石达开，却不愿做这种他认为不忠不义之事。于是，一个太平军中文武全才、谋略出众的人物，只能受制于任人唯亲、无可救药的洪秀全及其身边的群小。这是石达开的悲剧，也是历来许多困于传统伦理道德的武将文官的悲剧。在传统伦理道德的箝制下，身居高位而又为帝王所疑忌时，往往成为刀俎上的鱼肉。石达开率军出走，客观上是被洪氏兄弟所迫，主观上是想求得多方面保全。 既要保全生命，不作无谓羔羊，又不愿采取断然行动，掌握太平军的实权。既要与洪秀全分手，又不去掉“太平天国”旗号。既看透洪秀全的为人，又可保护他的名声。既不公开与洪氏集团划清界限，又要表明自己是正义的选择。既要率军出走，又要让出军事和经济上非常重要的地盘。每一个既要又要，都是几何级数地增加难度。面面求全，比骆驼穿针孔还难。 加速石达开走向败亡的是他自己。在生死关头，提出要“隐居山林”。此言一出，本来已经疲于长途征战，但对他仍抱有希望和恋恋不舍的官兵，得知主帅已信心动摇，在为自己安排最坏的后路，众人还有什么指望？无论出于什么动机说这样的话，无疑是轰毁部属精神支柱的烈性炸药，是一种自杀行为。于是，20万大军在彭大顺和朱衣点等67个将军带领下，离他而去。这样即使没有后来指挥上的失误，也延续不了多久。太看重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在你死我活的斗争漩流中又厌倦斗争，导致了石达开提早死亡和全军覆灭。他在陷于绝境中，写信给四川巡抚骆秉章要求停战，并亲往清营企图谈判有关事宜。此前，他已让妻妾五人、幼儿二人自沉于河中，他准备如给骆秉章信中一再说的，以自己一命，求得残部免受大屠杀。然而，他的幻想破灭 最后被凌迟处死，舍命而不能全三军。 志士枉流的热血，是历史最好的眼药水。石达开跟从洪秀全造反，而在不得已时又不愿取而代之，一错再错，在大渡河得到一个不该有的结局，他没能穿透时代的迷雾。 石达开留下的是一个又大又黑的感叹号，更是一响令人寻味不尽的午夜钟声。 然而，大渡河的钟声，梦乡中的人们总是没能听到。 改造“二流子” 宋鸿召 1943年5月3日下午，延安鲁艺秧歌队在川口公演，对即将在延安县干部会上受到表彰奖励的模范干部特为编词歌颂。当一位时年43岁，但已两鬓花白的农民，高高的身材，瘦长的脸，身穿褪色蓝布棉袄裤，腰系一条破围巾，吊一杆羊腿骨烟管，脚登布袜单鞋，被引上舞台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达几分钟之久。延安县党委书记王丕年在一旁高声介绍：“这就是模范党员申长林同志！”话音刚落，台下一人高呼，千百人响应：“学习模范党员申长林！” 申长林是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树立的三个农民典型之一。较之“边区农民英雄”吴满有、“模范退伍军人”杨朝臣而言，“模范党员”申长林的典型模范意义在于，他是贫苦农民出身，曾经沦落为“二流子”10年之久，后来参加革命赤卫队，现在成为新农民，连续四年种粮多多，对革命贡献多多。为此，延安《解放日报》专门发表社论《一位新的榜样》，并配发长篇连载通讯。正在医院治病的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看到消息后，禁不住亲笔写信给申长林，称他出身于无产阶级的队伍，曾沦落为失业的游民，现在是“边区自由的公民”，“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富裕的主人”，“边区党的模范党员”，这是中国人民最正确的解放道路。 二流子，是对陕北农村不务正业，不事生产，以鸦片、赌博、偷盗、阴阳、巫神、土娼等为活，搬弄是非，装神弄鬼，为非作歹的各种人的统称。此前，他们被村民们称为“爬鬼”、“地痞”、“牛毛”（流氓）、“二流答瓜”。大约在1940年春，延安县的一次生产动员大会上，两位对农村情况非常熟悉的干部胡起林、王庆海最早提出，要拿出有效办法，迫使农村二流答瓜的那种人参加生产。这个提议很快得到执行，并且取得很好的效果。据统计，该县1937年有二流子1629人，到1941年已改造1173人，占总数的72％。与此同时，劳动力迅速增加，荒地得到开垦，粮食收入日愈增多。仅该县川口区第六乡调查显示，1937年开荒328亩，产细粮471石；至1941年变数字为2733亩，3793石。这其中当然有许多其他因素起作用，但与“二流子”改造运动在农村所激发起的广泛的劳动热情有重要关系。 随着生产运动由八路军延安留守兵团初步尝试，并由三五九旅在南泥湾成功实践，1943年，趁着去年全党整风运动的浩大声威，一场全民参加的大生产运动在延安机关、学校和陕甘宁边区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朱德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生产总动员大会上指示，“贪污、腐化、浪费是生产运动的敌人。在生产中，不许有一个败家子、一个二流子。”延安县为执行大生产运动指示，绝大多数农村沿用“吃各伙”的旧例，全村合吃一羊或一猪，当场规定若干公约，互督互助，积极生产，“不许再有一个二流子，不让再有一个劳动力站在生产圈外”，违者除须罚出羊资或猪资外，另并接受公议的处罚。《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改造二流子》，积极推广延安县改造二流子的经验。这样，在延安全民大生产运动中就出现了一个有声有色的农村改造二流子运动。 这时的陕甘宁边区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建立起立法和行政并列的一元化政权，广大农村普遍建立边区政府（相当于省）、县、乡村和行署、专署三级两辅制层级组织，以及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妇联、民兵等群众组织。改造二流子运动通过这个严密的社会组织自上而下被有效地运作起来，有典型，有经验，有计划，有步骤，有广泛的舆论支持，有良好的社会效果。 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边区各县任务分解到各乡村，按照上级指示和报纸提供的经验，按图索骥，对号入座，首先划定二流子名单。1943年初，边区属下10个县，约150万人口中，共划分出二流子约9500人，占总人口的近1／150。如果除去总人口中的“公家人”（军人和干部学生），那么，在农村二流子所占人口的比例还要高。不过， 当这项政治任务演变为群众性政治运动时， 也出现了扩大化倾向。很快，《解放日报》发表王丕年的文章，重新界定划分二流子的标准，“看他是否有正当职业和他对生产的态度，这是根本的”。要求分出层次，有“二流子”，还有“半二流子”、“民选二流子”，并区别对待。 1943年4月15日深夜，甘泉县六里庙乡自卫军和干部一起，深人山沟村落，带来事先圈划好的11名二流子。第二天下午召开全乡群众大会，领导讲话动员，群众发言揭发，二流子表态宣誓改过自新，并寻出担保人，订出生产计划。其中，就有道佐铺街上的女二流子冯老婆。群众对孤立起来的女二流子分外看中，当乡长刚宣布处理意见后，会场里的人就吵起来，笑起来，“先叫冯老婆向我们宣誓！”大家快活地呼叫着。 冯老婆从那边墙角里走出来，她细瘦的身材，黄黄的脸蛋，看来30多岁的样子，羞得连头都拍不起来。她走到台前，惭愧地低声说：“我改过，我自新，你们看我再吃洋烟，活剥我……” “不行！”她的话被台下有力的呼喊打断 冯老婆征了一会，又惶恐地说：“我保证制车子，纺线……” “得寻保人！”大家向她喊叫。 她一时茫然地向台下张望一眼，又低头无助地想，“叫我寻谁作保 ” 会场立时寂静了，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像怕做她的保人。在难堪的沉默中，终于站起了一个红脸的老头——冯开文。“我保你，你是真改过？”冯开文板着面孔，认真地问。 “真……真的，我改过……”冯老婆眼角里挤出了泪花。 对于宣誓愿意改过的二流子，由政府安排，分配或联系租借一定的土地、种子和农具，扶助监督他们参加农业生产或其他劳动。杨朝臣同庄有个李同德，从前做巫神，一亩地都懒得种。现在不能下神了，夫妇二人挨饥受寒。杨朝臣劝他，“如果你今年耕种，我借三斗粮和一把锄头给你，不要报酬”。李同德感动得哭了起来。 距离杨朝臣庄上十里远的张同华，曾经也是个二流子，整日游手好闲，邻里说这个人是无法教育的。杨朝臣得知后，主动找他，耐心说服，并借给牛和镢头，帮他订出生产计划：开荒10垧，12岁女儿可送饭、拾粪，老婆照顾家庭副业。计划订好后，怕他不努力，杨朝臣又和他变工。不久，张同华革除恶习，开出荒地，养起鸡鸭，连看戏也不去，为的怕误工。有人问他，“老张，为啥变得这样好？”张同华总是感激地说：“没有老杨哥救我，我这辈子都完 他把我从梦中唤醒 ” 劳动英雄杨朝臣、申长林等的模范带头和榜样作用，使不少二流子思想开朗了，他们觉得弃暗投明，前有奔头，尤其是申长林的事迹宣传以后，很是激励了二流子们改过的信心。同住在幡龙川的二流子刘生贵，自己跑到申长林家登门拜访，痛说前非，保证改邪归正。安塞县的二流子刘四有表示：“别人能学好，咱就不能转变 ”他春天下地劳动，秋季就有收成，报纸为他发表通讯《刘四有转变了》。 对一般宣传教育和帮助监督改变不了的二流子，则采取大会训斥、当众耻辱和强制改造。 在吴旗市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王县长厉声训斥着二流子：“高长腿，你站出来，你讲为啥不生产？” 蹲在地上的高长腿紧缩着头颈站起来，把身上穿的破羊皮短袄一束，脸色吓黄得像焦棒，眼睛呆望着地下。 “你不该偷偷地从友区买大烟来吸，啥也不干。”老县长数落着他。 高长腿懒惰成性，不事生产，靠两个儿子给人揽工挣的钱，每天躺在床上抽大烟。 “今年要规定你生产，你要种五垧地，有啥困难，全村都帮助你，能不能成？”王县长对他说，大家的眼睛都集中瞪着他。 停了一会，他才瘪着嘴说：“成，我种六垧。” “要你戒烟，你是愿意自己戒，还是住在政府的窑洞里来戒？” “戒！自己戒！” “要多少日子？” 高长腿先说要100来天，当王县长逼迫一步问到底要多少无，他改为50天。 “不成！50天要到5月份，生产时间都全误 ”王县长最后说，“30天”。 延安市划定二流子110人， 其中女二流子39人，以南区为最多。二流子的门上和身上被强迫佩带有二流子的徽章标志，只有在真正参加生产之后才被准许摘取。对女二流子，规定她们受家人严格束缚，帮助丈夫整顿家务，如有不改，则丈夫打骂，政府不管，也不准离婚。 绥德分区各县、区在奖励劳动英雄的大会上，同时斗争二流子。身上带着白布条，低垂着脑袋，二流子被一个一个地拉到台前。台下群众都报以哄堂大笑。这对有的二流子就成了强烈的刺激。二流子蒋生俊、辛振有就是被公众讥笑以后，回家彻夜不眠，因而痛下决心，改做好人的。在政治、道德、思想、文化一元化的社会里，群众舆论是种无所不在的强大力量。吴堡县王县长在后胡家山村开会宣布二流子的可耻，邻村二流子王岭来村上串门，一个瞎子听说他到了，当他面向地上吐口唾沫，说“呸！”这口唾沫对王岭产生极深的影响，从此他开始走上正路。 在营造社会舆论上，边区政府不仅取得二流子家庭其他成员的积极支持，而且还组织利用群众所熟悉的各种艺术形式，编写出《兄妹开荒》、《二流子变英雄》等街头短剧，以及民歌童谣，深入乡村巡回表演。绥德市第七区就广为流传着这样一个童谣：“二流子，李克明，好吃懒做不务正，嫖赌抽都干，不管家小与亲邻。七区人人个个讨厌他，全市二流子挂牌，他是第一名。”《解放日报》上曾公开发表过依“顺天由”的调式填写的歌词《笑话二流子》，并注明是“农村妇女儿童嘲笑二流子唱的”： 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看那二流子过来了，快来看他那球 样子！你撒泡尿来照照面目，好好的庄稼你不种，常年像老鼠 钻地洞。爹娘养你不成材，你又抽洋烟又耍牌。捉定什吗吃什 吗，人家说你是贼娃娃。睡到太阳照屁股，醒来吃上些糠糊糊 。吃净了粮食吃籽籽，二流子你早晚要讨吃。有饭给你不胜喂 狗，凭什么养你这二流流。你婆姨也恨来你儿也嫌，二流子顶 个球不蛋。不要上我家串门子来，怕你把懒劲串进来。二流子 你长得也像个人儿，为甚不好好的过年景儿？二流子二流子快 回头，劳动起来甚也不愁。 对顽固不化的二流子，采取的是集中管制、强迫劳动的办法。绥德市二流子戒烟所就是有组织地收容改造被称作“社会的寄生虫”的二流子。早上6点钟起床，由所长领导着到操场上跑步，上午都集中在一个院子里捻毛线。午饭休息后，下午上课。“那曾经是枯黄的肮脏的脸，现在泛出了红色，头发和胡须，都剃得干干净净。”他们操着不熟练的姿势，被迫过著有秩序的生活，但饭可以随便吃。一个叫马生荣的高个子青年，婆姨死了，只剩下瞎眼母亲和一个孩子，自己靠偷窃为生。进所后他饭量增加了五倍，一天早餐竟吃了八碗干面。享受着生活优待，接受过思想教育后，他决心改造自己，善待母亲，教养孩子。戒烟所对每个二流子都造册登记，张榜公布，犯何前科，改造计划，内容日期一一在目，经所长考察鉴定，并经众人评议合格后，才可出所。 这场全社会动员，方方面面配合，步调一致，口径一致的改造二流子运动，是卓有成效的。在1943－1944这短短一年时间里，陕甘宁边区共改造二流子6400余人，占原划定二流子总数的三分之二，并逐渐达到百分之百的改造。 改造二流子的运动，除了提供农村劳动生产力，推动大生产运动的顺利开展，还提供了通过农业生产劳动来改造人，重新塑造人的经验。《解放日报》作为当时中央机关报总结说，“几年来我们不仅进行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改造和建设，而且还进行了‘人’的改造和建设。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渣滓——二流子，大部分都改换了原来的面貌，变成健康勤劳的农民”。一个主要由健康勤劳的农民组成的社会，是温饱的，稳定的，纯朴的，净化的。不间断地周而复始的生产劳动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一切，成为一种新的时代风尚，其他一切属于旧时代供游手好闲者消磨时光，供生活有闲者享受闲暇，都被视为颓废或颓唐现象而受到铲除消失于生活。I944年春夏之交，中外记者团在延安就发现：“那里没有颓后的现象，人们相互督促地生活，所以大都是被称为‘突击队员’‘劳动英雄’的青年，和这些名词对峙的是二流子，这批人则到处遭到白眼，受人鄙视。”“至于介乎两者之间的一般农民，在这种情形下，当然就不敢不以‘劳动英雄’为模范，而一任日常生活的支配 ”严密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极端一元化的政治权威，渗透于每一处生活空间的意识形态话语，共同改造并塑造出单质同构的适应新时代的新人。当新人的品质成为风气时尚，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国家就可以达到高度的统一，并进而实现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最全面最深入的开发和利用。 身怀利器 吴思 一 张居正大概是明朝最有名的大臣 他深知官场上的种种弊端和权谋，圆熟地游刃其间，居然凭一己之力完成了明朝的中兴大业。如此高明的先生讲述大官怕小吏的官场故事，必定大有深意，不可不听。 张居正说，军队将校升官，论功行赏，取决于首级。一颗一级，规定得清清楚楚。从前有个兵部的小吏，故意把报告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拿着报告让兵部的官员看，说字有涂改，按规定必须严查，等到将校们的贿赂上来了，这位吏又说，字虽然有涂改，仔细检查贴黄，发现原是一字，并无作弊。于是兵部官员也就不再追究。张居正问道：将校们是升是降，权力全在这个小吏的手里，你不贿赂他行 这个故事有时代背景：当时将校们很少有不冒功的。号称斩首多少多少，其中多有假冒。追究起来，他们砍下来的很可能是当地老百姓的脑袋，所谓滥杀无辜。如果没人较真，这些脑袋就是战功，大家升官发财，万事大吉。如果有人较真，这些脑袋就可能成为罪证，这帮将校罪过不小。所以，将校的命运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掌握在那位小吏的手里，尽管他的官未必及得上人家手下的一个排长。 张居正总结说：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 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乃官吏们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正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 明朝小说《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就讲了一个县太爷运用这种艺术剥刮财主的故事。故事说，武进县一位叫陈定的富户，有一妻一妾，妻姓巢，妾姓丁，两个人闹气，巢氏呕气生病死 邻里几个平日看着他家眼红的好事之徒，便撺掇死者的兄弟告官，宣称人死得不明不白，要敲陈定一笔。死者的兄弟很乐意跟着敲一笔，便和那几个泼皮讲好了，由他们出面，他躲在暗处作手脚，敲出钱来对半分。 故事说；“武进县知县是个贪夫。其时正有个乡亲在这里打抽丰，未得打发。见这张首状事关着人命，且晓得陈定名字，是个富家，要在他身上设处些，打发乡亲起身。立时准状，佥牌来拿陈定到官，不由分说，监在狱中。” 请注意这里的选择空间：首先，这状子是可准可不准的；其次，准了之后拿来问讯，对陈定的申辩也是可听可不听的。在这两个具有合法选择空间的关口，那位知县全选择了最具伤害性的一头：“立时准状、不由分说”，而且谁也不能说他这样做出了格。我是法学方面的外行，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这种合法伤害别人的选择权，姑且称之为“合法伤害极”。 却说陈定入了狱，赶紧托人把妻弟请来，让他各方打点。破费了几百两银子，各方都打点到了，特别是县太爷的那位打秋风的老乡满意了，替陈定说了好话，果然就放了陈定。这次释放更充分地体现了“合法伤害极”或者倒过来叫“合法恩惠权”的橡皮筋一般的特性。 没想到那位妻弟嫌自己赚得不足，又追上了那位知县的老乡，把贿赂他的四十两银子强讨了回来。四十两银子折算为现在的人民币，少说三四千，多说一两万，显然也值得一追 奈何他低估了合法伤害权的伸缩性。知县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出牌重新问案，并且以“私和人命”的罪状捎上了陈定的妻弟。该妻弟立刻出逃。 故事说，陈定和妾丁氏被重新拿到官后，“不由分说，先是一顿狠打，发下监中。”然后下令挖墓验尸，要查查那位亡妻的死因到底是什么。同时召集当地各方人等，一边验尸，一边调查了解情况：“知县是有了成心的，只要从重坐罪，先吩咐仵作（法医）报伤要重。仵作揣摩了意旨，将无作有，多报的是拳殴脚踢致命伤痕。巢氏幼时喜吃甜物，面前的牙齿落了一个，也做了硬物打落之伤。竟把陈定问了斗殴杀人之律，妄丁氏威逼期亲尊长致死之律，各问绞罪。陈定央了几个分上来说，只是不听。” 这案子本来已经算完了，如今，知县要报复，竟可以把两个人重新问成死罪。可见一位知县合法地祸害他人的能力有多么强。当时的人们对这种能力十分敬畏，把知县称为“灭门的知县”，又称“破家县令”。最后，这位知县果然叫陈定破了家。丁氏见两个人都活不成，干脆把罪过全揽在自己身上，写了供状，然后在狱中上吊自杀，这才了结了这桩案子。 细品这个故事中的利害关系，我们发现当事双方承担的成本或风险极不对称。武进知县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执法的旗号下进行的，只要他发句话，国家的暴力机器就按照他的意念开动起来，并不用他个人破费一文钱。对付上边的审核，他有法医的证据的支持，应当说毫无风险。他这种进退自如的处境，用古代民间谚语的话说，叫作“官断十条路”——案情稍有模糊之处，官员的合法选择就有十种之多，怎么断都不算错。与进退自如的知县相反，陈定的小命却完全捏在人家的手心里，他面临着被绞死的风险。即使能侥幸保住性命，坐牢、丧妾、挨板子、耽误生意，这些损失注定是逃不掉的。 这就好比美国人面对伊拉克。美国有巡航导弹，能够随心所欲地炸人家的总统府或任何找得到的地方。你随时随地可以打人家，人家却打不着你。这正是“利器”的妙用。掌握了这样的利器，谁还敢惹你生气？你又怎么能不牛气冲天？中国民间有句老话，叫作“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在如此实力悬殊的战争中，自己最多不过蹭破点皮，俘获的却是众多的子女玉帛，这样的仅自然就特别爱打，也特别能打。官吏们要顶住多打几仗的诱惑，必要定力过人。 二 无论正式规定是怎样的，掌握了合法伤害权的人就是牛气得要命。在他们的眼睛里，老百姓形同鱼肉。我们的祖先也就以“鱼肉百姓”一词来形容这些人和老百姓的关系。 据《竹叶亭杂记》记载，清代的四川有一种流行甚广的陋规，名叫“贼开花”。每当民间发生盗窃案件，州县地方官接到报案后，官吏衙役不作任何调查，先把被盗人家周围的富户指为窝赃户。既然认定嫌疑犯是官吏们的合法权力，关押嫌疑犯也是他们的合法权力，他们这么做当然没什么风险。那些被指为窝赃户的人家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家里无人做官，没有后台。于是官府放心大胆地把他们拘押起来敲诈勒索，每报一案，往往牵连数家，“贼开花”由此得名。那些被指为窝赃的富户，特别害怕坐大串，只能自认倒霉，拿出大把的钱来贿赂官吏，打点差役。官吏捞足了钱，才把这些富户放出来，并宣布他们没有窝赃。在术语里这叫“洗贼名”。 合法伤害权在监狱里表现得最为充分，陋规也就特别多。 清朝人方苞蹲过中央级的监狱，并且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狱中杂记》。他写道：康熙五十一年（1715年）三月，我在刑部监狱，每天都看见三四个犯人死掉从墙洞里拉出去。一块坐牢的洪洞县的杜县令说，这是病死的，现在天时正，死的还算少，往年多的时候每天死十数人。我问：北京市有市级的监狱，有五城御史司坊（监察部系统），为什么刑部的囚犯还这么多？杜县令回答说：刑部的那些喜欢折腾事的司局长们，下边的办事人员、狱官、禁卒，都获利于囚犯之多，只要有点关联便想方设法给弄到这里来。一旦入了狱，不管有罪没罪，必械手足，置老监，弄得他们苦不可忍，然后开导他们，教他们如何取保，出狱居住，迫使他们倾家荡产解除痛苦，而当官的就与管提拔官员的官员分这些钱财。 方苞提到的这些榨取钱财的手段，晚清谴责小说作家李伯元在《活地狱》里有详细的描写。 有个叫黄升的人，无辜被牵连入狱。衙役的快班头子史湘泉把他关在临时拘押牢中，故意用链子把他锁在牢房的尿缸边，那根链子一头套在脖子上，一头绕在栅栏上。链子收得很紧，让他站又站不直，坐又坐不下，就这样拘了大半天。直到掌灯时分，史湘泉出来与黄升讲价钱 “你想舒服，却也容易，里边屋里，有高铺，有桌子，要吃什么，有什么。”说着便把黄升链子解下来，拿到手里，同着他向北首那个小门，推门进去，只见里面另是一大间，两面摆着十几张铺，也有睡觉的，也有躺着吃烟的。黄升看了一会儿，便对史湘泉说：“这屋也好。”史湘泉道：“这个屋可是不容易住的。”黄升问他怎的，史湘泉说：“进这屋有一定价钱。先花50吊（作者注：至少值三千元人民币），方许进这屋；再花30吊，去掉链子；再花20吊，可以地下打铺；要高销又得30吊，倘若吃鸦片烟，你自己带来也好，我们代办也好，开一回灯，5吊。如果天天开，拿一百吊包掉也好。其余吃菜吃饭，都有价钱，长包也好，吃一顿算一顿也好。”黄升听了，把舌头一伸道：“要这些 ”史湘泉道：“这是通行大例，在你面上不算多要。你瞧那边蹲着的那一个，他一共出了300吊，我还不给他打铺哩。” 犯人在监狱中病死，或者叫瘐毙，官府是不用承担责任的。这是比巡航导弹还要厉害的一种武器。巡航导弹固然是低风险伤人的利器，毕竟还需要花钱生产，而瘐毙几条人命却不用你掏一文钱，甚至还能帮助你赚点囚粮、囚衣、医药和铺盖钱。这样的监狱，辐射出强大的威慑力，堪称贪官污吏的镇山之宝。 三 收拾官员和富户都不算难事，收拾普通老百姓就更不在话下了，说来简直根本就不用费心去收拾他们。想要他们的钱，只管开口要就是了，难道还有谁胆敢抗拒政府乱收费么？无人抗拒是正常的，偶然有个别人跳出来反对，这就不正常了，我们就能在历史中看到记载 据四川《眉山县志》记载，清光绪初年，眉山县户房（财政局）每次收税，都直截了当地在砝码外另加一铜块，叫做戥头。乡民每年都被侵蚀，痛苦却没有办法。关于此事的另外一种记载是：眉山县户房（财政局）积弊甚重，老百姓完纳正供之外，每户还要苛派一钱八分银子，这叫戥头。官员和胥吏把这笔钱据为己有，上下相蒙二十年不改。 李燧是个庠生，州县学校的读书人，所谓生员。《眉山县志》上说他“急公尚任侠”，是个很仗义的人。这套做法不知怎么把李燧给惹急了，他义愤填膺，“破产走五千里”，到上级机关的大门前告状。李燧告状不知怎么触到了上级领导的忌讳，被诬陷为敛钱，革除了他的生员资格，关在监狱里十二年，几次差点杀掉。于是当地的老百姓更是痛苦无告，也没人敢再告 后来还是省里新来了个主管监察司法的副省长，知道这个情况，可怜他为了公众的利益受此冤枉，赠给他一首诗，放他回了家。——破了产，走了五千里，关了十二年，得了一首诗。这就是李先生的得失账单。 我们可以估计一下此事发生的概率。多交的钱一钱八分银子，大概价值人民币二三十块钱。为了这二三十块钱，是否值得变卖家产，奔波五千里上告？而且究竟能不能告下来还在未定之天？就算你信心十足，肯定能够告下来，究竟又有几个如此有献身精神的人，既有文化又不怕事，还肯花费全部家产和成年累月的时间，去争取这二三十块钱的正义？如果这种人如凤毛麟角，那么我们就敢断定，胥吏乱收费是非常安全的，没有什么人会跳出来跟你闹别扭。万一有这么一个半个的也不要紧，即使他真成功了，告了下来，也并没有什么人因此受到处罚，大不了不过是以后不再收 关于这最严重的一点，对官员来说最不好的结局，四川《荣县志》上有过记载。大约在19世纪中期，四川荣县收粮的时候，户房书吏（县财政局干部）总是大模大样的晚来早走。栅门一步之隔，门里优哉游哉，门外边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后边的人挤不过来，前边的人挤不出去。为了不受这种苦，很多人出钱托有后门的揽户代交。就好像现在一些手续复杂作风拖沓的什么局门口总有许多代理公司一样，只要你肯多掏钱，总能找得到包揽钱粮的代理人。有的人干脆直接出钱贿赂。不如此，十天半个月也不见得能纳上粮，家里的活也耽误不起。另外还有一些欺负老百姓的地方，譬如数分银子便凑整算一钱，银和钱的折算率也从来没有个准头，总是向著有利于官吏，不利于百姓的方向狠狠地折，等等。 有个叫王开文的农民，很有气节，愤恨不平地到县里告状。县里不受理，王开文就去更高一级的衙门上诉。县里派人将他追捕回来，将他枷在大街上示众，也算是杀鸡吓猴。没想到王开文拼出性命，在众人面前大呼道：谁和我同心？！谁愿意掏钱跟他们干？！ 当地农民受了多日的鸟气，憋得难受，就挥舞着钱币来表示愿意，只听挥舞钱币的声音如同海潮，响成一片。《荣县志》上描写道：“县令大骇”，赶紧把王开文释放了，还安慰了他一番。从此纳粮的弊病稍微好转了一点。 看到这个结局，我想，这个县令到底怕的是什么 是怕群众闹事？也有可能。可是从他杀鸡吓猴的举动看来，群众闹事的架势一定端了很长时间，为什么偏偏在钱声如潮的时候他才“大骇” 我猜，他真正怕的还是钱。大凡贪官污吏都非常清楚钱的作用，如海潮般呼啸的钱，足够请来神仙鬼怪，收拾他一个小小的县令不在话下。他这才知道害怕。 顺便再说两句。荣县的乱收费问题并没有因为一个英雄般的王开文而得到解决。数十年之后，到了光绪初年，这里又冒出了一个刘春棠事件。 刘春棠是书院的生员，也是读书人。他的朋友梁书安和吕瑞堂在纳粮的时候也被搜刮勒索，提出异议还被训斥谩骂了一顿。这二位不服，知县就说他们喧嚣公堂，要以这个罪名惩办。后来听说是书院的生员才饶了他们。 当时，每年征税的时候，书役百余人威风凛凛，顾盼左右，正税之外还索要房费、火耗、票钱、升尾等诸多名目。交税的人稍微有点异议就挨一顿呵斥。畸零小数的税额，一厘（千分之一两，约0．04克）银子凑整，竟要征钱二百文，多收一百多倍。老百姓早已满肚子怨气。此事闹起来后，民众集资捐钱，请刘春棠出面上诉。 到了公堂之上，刘春棠先请知县颁布从前定过的征粮章程，然后又出示了将一厘算做二百钱的票据。知县回答说：过去定的章程，年代久远无从稽查。至于多收这点嘛，乃一时疏忽。 总之是告不下来。这时候又出了一件事，一位名叫戴龙恩的人，被收了双份的津贴和捐输，他要求退还多收的部分，可是多收的人就是不退。于是戴龙恩和刘春棠联手，一起到省里告状，并且把乱收费的种种弊端都给抖落出来 但这两位在省里并没得到好下场，刘春棠竟被省里拘留起来．剩下个戴龙恩只好上北京告状。 结果还算他运气。户部（中央财政部）将这个案件交还四川审讯，第二年，四川接察使司真审了，而且判决下来 这一场拚出性命的折腾，换来了一块铁碑，上进铸着征税的正式规定，譬如早晨就要开始征收，到下午3点以后才能停放，收粮的人不许擅自离开让粮户等候，银和钱的折算率按照市价计算，等等。 我不知道后来的结果。但我估计，用不了多久，这些铁铸的话就会变成一纸空文。铁碑又怎么 明朝的皇宫里有一块明太祖朱元璋亲自下令竖立的铁碑，上边明明白白地铸了十一个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结果，明朝的宦官子政比哪个朝代都厉害。最著名的太监如王振、汪直、刘谨、魏忠贤，都出在明朝。那个王振竟然把皇帝糊弄得当了俘虏。三令五申大体都是空话和废话，申与令的次数越多，越可能是大号码的废话。 这就好比把狼和羊放在一起。一个长着利齿，而且不爱吃素，另一个吃素的偏巧长了一身好肉。虽然头上也有一对犄角，但那是用于公羊之间打架的，在异性面前自我显示的时候还管用，见到那个大嘴尖牙的灰家伙就只剩下了哆嗦的份。只要是这两位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已经确定 假如你愿意，尽可以规定羊见到狼要叫父母，粮则应该充满爱心地把羊看成自己的儿女。颠倒过来当然也可以，让狼跟羊叫爹叫娘或者叫主人，羊则有权把狼叫作儿子或者仆人。随便你怎么规定。反正有一位满嘴利齿且饥肠辘辘，另外一位则浑身好肉哆哆嗦嗦。改变这种格局恐怕只有两个办法：或拔掉狼牙，或变成刺猬。 四 中国古代的史书上经常出现一个字：“赇”，《辞海》上的解释是贿赂。其实无须解释，大家一看便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以贝相求，不就是权钱交易 伤人的利器因为使用者的恶意而挥动，这需要克服良心的障碍。“赇”则替人免除了这些麻烦。只要你手中有了权，它就会主动找上门来，甜蜜蜜地腻上你，叫你在绝对不好意思翻脸的情境中缴械投降，放下武器，跟他们变成一拨的，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你无须任何恶意，甚至相反，拒绝这种贼，似乎倒需要几分恶意，需要翻脸不认人的勇气和愣劲。因为赇通常是通过亲戚朋友的路子找上门来的。你不仅要翻脸不认谦恭热心的送礼人，还要翻脸不认你的亲戚朋友。 于是，贪赃枉法的成本又进一步降低了，拒绝贿赂的成本则进一步提高 良心的障碍和礼节的训练在此全面倒戈，反对他们本来应该维护的东西。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大多数人恐怕只有叹一口气，然后甜蜜蜜地，无可奈何地，半推半就地倒在美人的怀抱里。又一位清官从此消失。 当贪官的理由 吴思 在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时代，官吏集团极为引人注目。这个社会集团垄断了暴力，掌握着法律，控制了巨额的人力物力，它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命运。 对于这个擅长舞文弄墨的集团，要撇开它的自我吹嘘和堂皇表白，才能发现其本来面目。在仔细观察揣摩了一些人物和事件之后，我发现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总是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种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形成了许多本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这是一些未必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矩。我找不到合适的名词，姑且称之为潜规则。 读史只是我的业余爱好，不敢冒充专家。我所写的，都是一些我在读史的时候冒出来的心得，很可能见笑于大方。但我愿意姑妄说之。能姑妄发之，且有姑妄听之者，则幸甚。 《明史》上记载了皇帝和监察官员之间的一个你攻我守的故事。 崇祯元年（1628年），朱由检刚刚当皇帝。当时他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朱由检经常召见群臣讨论国事，发出了“文官不爱钱”的号召。“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这是宋朝文官留下的一句名言，国民党垮台前也被提起过。据说，如此就可以保证天下太平。 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对这种号召颇不以为然，就绪皇上写了份上疏，问道：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 人们常说，县太爷是行贿的首领，给事中是纳贿的大王。现在人们都责备郡守县令不廉洁，但这些地方官又怎么能够廉洁？有数的那点薪水，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主考核、上京朝觐的费用，总要数千两银子。这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想要郡守县令们廉洁，办得到么？我这两个月，辞却了别人送我的书帕500两银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余的可以推想 伏请陛下严加惩处，逮捕处置那些做得过分的。 户科给事中是个很小的官，大概相当于股级或副科级。但是位置很显要，类似总统办公室里专门盯着财政部挑毛病的秘书，下边很有一些巴结的人。韩一良所说的“书帕”，大概类似现在中央机关的人出差回京，写了考察纪行之类的东西自费出版， 下边的人巴结的印刷费。那500两银子，按照如今国际市场上贵金属的常规价格，大概相当于43000多元人民币。如果按银子在当时对粮食的购买力估算，大概有现在的20万元人民币。对比当时县处级干部每月相当1380元人民币的工资，这显然是一个惊人的大数目。 崇祯读了韩一良的上疏，大喜，立刻召见群臣，让韩一良当众念他写的这篇东西。读罢，崇恢拿着韩一良的上流给阁臣们看，说：一良忠诚鲠直，可以当佥都御史。佥都御使相当于监察部的部长助理，低于副部级，高于正司局级。韩一良有望一步登天。 这时，吏部尚书（类似中组部部长）王永光请求皇帝，让韩一良点出具体人来，究竟谁做得过分，谁送他银子。韩一良哼哼唧唧的，显出一副不愿意告发别人的样子。于是崇祯让他密奏。多了五天，韩一良谁也没有告发，只举了两件旧事为例，话里话外还刺了王永光几句。 崇祯再次把韩一良、王永光和一些廷臣召来。年轻的皇上手持韩一良的上疏来回念，声音朗朗，念到“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这两句，不禁掩卷而叹。崇祯又追问韩一良：500两银子是谁送你的？韩一良固守防线，就是不肯点名。崇祯坚持要他回答，他就扯旧事。崇祯让韩一良点出人名，本来是想如他所请的那样严加惩处，而韩一良最后竟谁说乃风闻有人要送，惹得皇上老大不高兴，拉着脸对大学士刘鸿训说：金都御史的乌纱帽难道可以轻授 崇祯训斥韩一良前后矛盾，撤了他的职（参见《明史》卷258，毛羽健列传附韩一良）。 韩一良宁可叫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职，断送了当大臣的前程，甚至顶着皇帝发怒将他治罪的风险，硬是不肯告发那些向他送礼行贿的人，他背后必定有强大的支撑力量。这是一种什么力量？难道只是怕得罪人？给事中就好像现在的检察官，检举起诉和得罪人乃是他的本职工作，也是他获得声望的源泉，怕得罪人这种解释的力度不够。 细读韩一良的上疏，我们会发现一个矛盾。韩一良通篇都在证明爱钱有理，证明官员们不可能不爱钱，也不得不爱钱。韩一良说得对，明朝官员的正式薪俸确实不够花。而他开出药方，却是严惩谋求俸禄外收入者，这恐怕就不那么对症下药。 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省级的最高领导，每年的名义工资是576石大米，折成现在的人民币，月工资大概是13700元。正司局级每年的名义工资是192石大米，月薪大概相当于4570元人民币。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90石大米，合月薪2140元人民币。韩一良这位股级或副科级干部，每年的名义工资是66石大米，折合人民币月薪1430元（参见《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 我反复提“名义工资”这个词，是因为官员们实际从朝廷领到的工资并没有这么多。那时候发的是实物工资，官员领回家的有大米，有布匹，有胡椒和苏木，还有银子和钞票。不管领什么，一切都要折成大米。于是这个折算率就成了大问题。《典故纪闻》第十五卷曾经详细描述成化十六年（1481年）户部（财政部）是如何将布折成大米的。朝廷硬把市价三四钱银子的一匹粗布，折成了30石大米。而30石大米在市场上值多少钱？至少值20两银子！假如按照这种折算率，完全以布匹当工资，县太爷每年只能领3匹粗布，在市场上只能换1两银子，买不下两石（约220公斤）大米。这就是说，朝廷几十倍上百倍地克扣了官员的工资。至于明朝那贬值数百倍，强迫官员接受的纸币，就更不用提 总之，明朝的县太爷每个月实际领到的薪俸，其实际价值不过1380元人民币。 请设身处地替县太爷们想一想。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每家的人口至少有五六个，多的十来个。那时候也没有妇女解放运动，没有双职工，平均起来一家六七口人全指望这位县太爷每个月1380块钱的工资，人均210多块钱的生活费，这位县太爷的日子并不比如今的无产阶级宽裕多少。 还有一点很要命的地方，就是没有社会福利，公费医疗不必说了，在成化十五年（1480年）之前，竟连退休金也不给。成化十五年户部尚书杨鼎退休，皇帝特地加恩，每个月仍给米二石。这两石大米，价值570多元人民币，就算是开了大臣退休给米的先例。户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部长，退休金才给570元，其他人可想而知（参见《典故纪闻》第十五卷）。 如果看看当时著名清官的生活和家庭财产，可能会对明朝官员的实际收入产生更悲观的估计。 海瑞是一个肯定不贪污不受贿，也不接受任何“灰色收入”的清官。这位清官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得要靠自己种菜自给，当然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二斤肉，这条消息居然传到了总督胡宗宪耳朵里。第二天， 总督发布新闻说： “昨天听说海县长给老母过生日，买了两斤肉！”（参见《明史》卷 226，海瑞列传） 海瑞最后当到了吏部侍郎，这个官相当于现在的中组部副部长。这位副部长去世之后，连丧葬费都凑不齐。监察部的部长助理王用汲去看，只见布衣陋室，葛帏（用葛藤的皮织的布，比麻布差）还是破的，感动得直流眼泪，便凑钱为他下葬。当时有一个叫朱良的人去海瑞家看，回来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四句可以作为海瑞真穷的旁证：“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 这就是辛勤节俭了一生的清廉正直的官员应得的下场么？ 海瑞是明朝晚期嘉靖和万历年间的清官。比他再早l00年，在明朝中期的成化年间，有个叫秦绂的清官。秦绂为人刚毅，勇于除害，从来不为自己顾虑什么。士大夫不管认识不认识，都称其为伟人。正因为他清廉，坚持原则，份外之物一文不取，便闹得妻子儿女“莱羹麦饭常不饱”，家里人跟着他饿肚子。 成化十三年，秦绂巡抚山西，发现镇国将军奇涧有问题，便向皇帝揭发检举。奇洞的父亲庆成王为儿子上奏辩护，同时诬陷秦线。皇帝当然更重视亲王的意见，就将秦绂逮捕，下狱审查，结果什么罪也没审出来，宦官尚亨奉命去抄家，抄出来的只有几件破衣裳。宦官报告了皇帝，皇帝叹道：他竟然能穷到这种地步？于是下令放人（参见《明史》列传六十六）。 这两位清官的家境，大概足以证明正式工资不够花 请留意，比起普通官员来，清官们还少了一项大开销：他们不行贿送礼，不巴结上司，不拉关系走后门。韩一良说的那数千两银子的费用——打点上司、招待往来的客人、晋级考核和上京朝觐等，就算是2000两银子，即20万至80万人民币的花销，都可以免掉 由于他们真穷，真没有什么把柄，也真敢翻脸不认人地揭发检举，而且名声又大，免掉也就免掉了，一般人也不冒险敲诈他们。但是腰杆子没那么硬的小官，木仅会被敲诈，还会被勒索——当真用绳子勒起来索。为了证明这类开支是刚性的，决非可有可无，我再讲一个故事。 海瑞在淳安当知县的时候，总督胡宗宪的公子路过淳安，驿吏招待得不够意思。驿吏相当于现在的县招待所所长兼邮电局局长，而总督是省部级的大干部。我猜想，这也不能怪驿吏不识抬举，肯定是被海瑞逼的。海瑞到了淳安，锐意改革，整顿干部作风，禁止乱收费，把下边的小官收拾得战战兢兢，想好好招待也未必拿得出像样的东西来。胡公子生了气，叫人把驿吏捆了，头朝下吊了起来——这就是节省开支的下场。 海瑞接到报告，说：过去胡总督有过指示，要求自己的人外出不许铺张招待。今天这位胡公子行李如此多，必定是假冒的。于是将胡公子扣押，从他的行囊里搜出了数千两银子，一并没收入库。这数千两银子，也像前边一样算作2000两吧，根据贵金属价格和购买力平价的不同算法，其价值在20万至80万人民币之间。公子出行一趟，收入如此之多，想必胃口大开，期望值也被培养得很坚挺，到了穷馊馊的淳安，诸事都不顺心，理所当然要发发脾气。不幸的是，他碰上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海青天。海瑞扣押了胡公子，没收了他的银子，再派人报告胡总督，说有人冒充他的公子，请示如何发落。弄得胡宗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不过，此事供说笑则可，供效法则不可。试想，天下有几个海瑞？如果不是海瑞在后边豁出命顶着，那位驿吏会有怎样的下场？痛定思痛，他又该如何总结经验教训？ 驿吏属于胥吏阶层，比人流的有品级的正式“干部”低，相当于“干部职工”中的职工。这些人更穷一些，平均工资大约只有干部的十分之一，大概每个月一五米，价值不过280多元人民币。但在人数上，职工自然比干部多得多。 比胥吏的级别更低，人数更多的，是胥吏领导下的衙役。这是一些不能“转正”的勤杂人员。譬如钟鼓夫，譬如三班衙役，即现在的武警、法警和刑警。明朝的地方政府使用勤杂人员，最初都靠征发当地老百姓无偿服役。既然是无偿服役，衙役就不算政府的工作人员，政府也不发工资，只给一点伙食补贴，叫做工食银。这些钱，用清朝人傅维麟的话说，“每日不过三二分，仅供夫妇一餐之用。”他问道：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饿得慌，这数十万人肯空着肚子瘦骨伶仃地站在公堂之侧，为国家效劳么？（参见《皇清经世文编》卷二十四） 无论哪朝哪代，人的一生必定要做平一个等式：一生总收入等于一生总开支。节余的是遗产，亏损的为债务。官员们要努力把这个等式做平，最好还要做出节余来恩泽子孙。而明朝规定的工资注定了他们很难做平。韩一良说了，工资就那么一点。我们也算了，县太爷的月薪是1380元人民币。这样一年也不足1．7万，十年不吃不喝也攒不够17万。而孝敬上司、送往迎来拉关系和考核朝觐这三项，就要花费20万至80万。韩一良没有说这笔巨款是几年的开销。上司和送往迎来是年年不断的，晋级考核和朝觐一般是每3年一次。即使按照最有利于开销者的标准估计，3年花20万，10年中也有60多万元的巨额亏空。我这里还没有计算养老和防病所必须的积蓄。 相差如此悬殊的人生不等式，怎能做得平？勉强去做，当然不能保证相对体面的生活，不能让老婆孩子不数叨，不能留下像样的遗产，弄不好还有被人头朝下吊起来的危险。另外，在开支方面还有一个比较的问题。人总会留意自己的相对地位的， 都有“不比别人差” 的好胜。乙。而县太爷每年90石大米的收入，只能达到“食贫之人”的很俭朴的生活标准。手握重权的社会精英们，能心甘情愿地与“食贫之人”比肩么？ 考虑到上述的收支平衡问题，崇祯向韩一良追问500两银子的来历，便显得很不通情理。这位在深宫里长大的皇上毕竟年轻。在逻辑上，他首先要做的不是处罚送银子的官员，而是计算整个生命周期的帐目，把显然做不平的预算摆平，然后再号召文官不爱钱。当然，明末财政危机，官吏的人数又多到了养活不起的地步，要求大幅度增加工资，纯粹是痴人说梦。但这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并不能因此说，造成官员收支的巨大缺口是合理的政策。这种政策就好比牧人养狗，每天只给硕大的牧羊犬喝两碗稀粥。用这种不给吃饱饭的办法养狗，早晚要把牧羊犬养成野狗，养成披着狗皮的狼。 现在似乎可以理解支撑韩一良对抗是上的力量 这是现实和理性的力量。整个官吏集团已经把俸禄外的收入列入了每年每日的生活预算，列入了三年五年甚至整个生命周期的预算，没有俸外收入的生活和进步是不可想象的。韩一良没有力量与现实对抗，他也没有打算对抗，并不希望当这样的清官。作为最高层的监察官员，韩一良公开向皇上说明，朝廷的正式规矩是无法遵行的。他也把灰色收入视为理所当然，视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明确信号：在皇上身边的心腹眼里，俸禄外收入已经在事实上获得了合法地位。以不同的名目，按不同的数量收授财物，已经成为未必明说但又真正管用的潜规则。这就意味着清官从上到下全面消失。与此同时，正式的俸禄制度则成了名存实亡的制度。这套正式制度也确实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它就像善于将老百姓逼上梁山一样善于逼官为盗。 总之，在经济上，清官是很难当的。那时的正式制度惩罚清官，淘汰清官。硬要当清官的人，在经济方面必定是一个失败者。当然，这里算的都是经济账，没有重视道德操守。道德操守是官僚集团自始至终卖力挥舞的一面大旗，它翻滚得如此夺目，根本就不容你不重视。我完全承认，道德的力量是有效的，海瑞的刚直不阿可以为证。但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见和盛名也可以为证。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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