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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常到祠堂街去逛书铺。看见了愿意看的新刊物我就买一本，不愿意买的也间或翻一翻，看它到底说些什么。有一次，我翻着一本自称为《民意》的刊物，发见了这样一个题目：《从民众逃难现象看出中国家族主义的伟大》。这题目不但长，而且有些古怪。我是中国人，我身受过家族主义的恩惠，而且逃过难，然而我却想不出它有什么伟大。我们只能以果子来判断树。家族主义所结的果子实在是苦涩的，粗粝的，腐烂的。 于是我站在书摊前来从那篇文章看一看“家族主义的伟大”了。 它所说出的家族主义的好处大致不过这些：抗战发生后，人们有的跑回在后方的老家，有的回在失陷的区域中的老家去当顺民，使难民的数目减少，因此国家也少些麻烦；在平时，家族主义已无形地解决了在西洋成为社会问题的问题，就是疯癫，残废，失业的人可以由家族养老终身，而且父子夫妇之间可以共财，兄弟之间可以分财，亲戚朋友之间可以通财，比西洋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伦理思想强得多。 这使我失望了。假若在敌人占领的区域里人们都做了顺民，诚然会一个难民也没有，也没有一点麻烦，但与其让敌人强迫编制他们为伪军来屠杀我们，让敌人奸淫着他们的妻子，姊妹和女儿，让敌人如报上所说过的用船载走他们的孩子，载去受奴隶训练，谁都会异口同声说，我们宁愿多些难民，我们宁愿家族主义少“伟大”一点。其次，说疯癫，残废，失业的人在我国只有被家庭养着倒是事实，但却限于养得起闲人的家庭。假若所有的人都有一个阔家庭，那就真连在欧美闹得很厉害的失业都不成问题了。可惜我国的家庭和世界各国一样，也是有钱的少，穷苦的多。因此失业等现象还是毫不客气地成为社会问题而存在着。至于最后一种说法也是事实。不过事实有时是有好几个面孔的，而且它不会戴上面具。父子，夫妇、兄弟，亲戚，朋友之间真是在实行着共产主义吗？也不尽然。父亲大概要因为衰老或者死亡而放弃了家长的地位才把财产给与儿子。旧社会的妻子则大多数是丈夫的奴隶。兄弟因为分财往往丧失了手足之情。亲戚朋友若仅通财而不还财，也往往弄到法庭相见。 虽然我没有学过社会科学，我想家族主义大概是原始社会以后的产物。无疑地在历史上它曾尽了它应尽的（或者就算是伟大的吧）力量。然而到现在还来歌颂它，实在太晚了。 由于儒家思想配合着专制君主的愚民政策，我国的社会组织在进化的路途中长久地停顿着，家族主义的力量遂延长到现在。对于一般人的懒惰，自私自利，责任感的薄弱，以及家庭中妇女地位的低下，儿童之受着鞭打，摧残，它都不能不负一部分责任。 近几年有一些人想把已经倒塌的过去的伦理思想或者旁的偶像重新竖立起来，而且给它们重换金身。这和破落户的子弟想从灰尘中找出一些古董来作镇家之宝一样，虽说可以找到折足的铜鼎或者上绿锈的铜镜，虽说他们都古色斑斓，有好古癖者会把玩不忍释手，实际是不能拿来使用的，不能拿来代替瓷碗或者玻璃镜子的，而且他们身上还有着不洁的细菌。比较好的办法是不要太留恋过去的繁荣，也不要太羞惭于目前的衰弱，努力地工作，以建立一份新的文化财产。 六月二十九日清早 选自《何其芳文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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