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目录 回首页 |
听说海外有本走俏的小说，叫作《英国病人》，又听说，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也相当叫座。我没有读过这本书，也不曾看过这部电影，之所以提起它们，无非是为自己这篇小文找个由头。不过，我的《中国病人》，重点不是落在“人”身上，它主要是感叹一种“中国病”，进而才联系到一个得了“中国病”的中国人。 我正是一个得了“中国病”的中国病人。 所谓中国病，就是政治病。 说起来，我的政治病史也不算短了，最早当从１９４５年底算起罢。这年１２月，全中国大闹学潮，为的是声援惨遭国民党屠杀的昆明西南联大学生。我也满腔热血，义无反顾，毅然站到了蒋介石政权的对立面。 从此，我开始尝遍了黑名单、盯梢和以逮捕相恫吓的滋味，其病理表现主要是长期睡不了囫囵觉，并逐渐演变成顽固性的失眠症。 １９４８年春，我被迫逃亡香港，进了地下全国学联；港英当局不是吃素的，为了组织和自身的安全，得经常转移住处，也就是说，环境变了，可病情未见好转。 １９４９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实指望从此天下太平，没料想，打１９５５年起，旧病灶又猛然爆发，反胡风、肃反、反右派，其后大运动套小运动，直至“文革”，我终于被真疯子宣判为“疯子”了。 草草四分之一的世纪，失眠已是小菜一碟，倒是平添了许多重病，屡次三番死去活来： 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７９年，强制劳动“努”伤了身子骨，以至屙血不止。在山西郭堡水库工地上，被误认为农妇蹲错了茅房，在北路农村，又被当作是谁家婆姨养娃娃。 同期间，由于要扛百十斤 一块的石头筑坝，一天扛１２个钟头；大炼钢铁那阵，矿石８０斤一担，５０里路一天得跑两个来回。关节肿大，势所必至，直到１９８１年透视，才发现，脊椎早已呈Ｓ形了。 １９７７年，出差北京，忽然胃大出血，血压降到临界点。可吴德还在执行《公安六条》，严禁外地五类 分子晋京看病。我恰恰是山西来的“右派”，怎么办幸亏冯牧的女儿小玲给走了个后门，混进了公安医院。止住血便乖乖地自动走人。这，自然是长期间饥一顿饱一顿的恶果。 此后，脑病就像毒蛇似的缠住我不放了，１９８０年脑血栓，１９８９年中风，１９９４年脑梗塞，１９９５至１９９６年脑梗塞并颅腔积水，１９９７年脑梗塞，１９９８年脑梗塞，１９９９年脑梗塞并颅腔积水，当中有三次是经抢救脱险的；无疑，祸根都是早年摧残太甚，而近几年又用脑过度…… 何须调查，全中国像我这样得了“中国病”的知识分子，岂止万千 然而试问，一个人经得起多少次这样的折腾个别知识分子死了固不可惜，只是从今而后，能否真的下决心不再制造“中国病”了善待知识分子，正是加强综合国力的首要一条啊。这个愿望，当不为是奢求罢。 |
回目录 回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