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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文学丛刊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发表的中篇小说《波动》，是一篇拥有大量青年读者的作品。它的作者赵振开同志是一位文学青年，几年来常常有诗作问世，而小说创作却并不多见。这部小说初稿写于“四人帮”猖獗的一九七四年，曾经以手抄本的形式在青年中间辗转流传。如今，《长江》编辑部请作者加以修改，公开发表出来，让更多的希望读到它的读者得以阅读、评论，岂不是一件好事？ 《波动》对“文化大革命”中间许多社会问题的揭露与批判，是难能可贵的。尽管在今天看来，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对当时现实生活的观察和对人生的见解有着许多幼稚甚至谬误的地方，我们却不能因此而抹煞和低估它在青年中间所起的启迪作用。特别是当我们痛苦地回忆起当年的社会情况，回想起作者当时还不过是一个阅历未深的小青年却已具有一种观察生活的敏锐的眼光和探索人生的可贵精神，我们就对他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幼稚、偏颇以至谬误，产生了某种谅解和宽容。 现在，我们读到的是一九七九年四月的定稿本。我没有机会把它同过去的手抄本和油印本进行比较。也许现在的版本同过去的手抄本有了很大的不同。但看得出来，作者根据粉碎“四人帮”以来三年间现实生活的巨大变革以及全党全民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和发展，对自己作品中的某些情节、某些思想作了适当的修改和调整。我们有理由把作者在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看作是他在定稿时的思想。那么，作者是否有了深刻的而不是偏颇的发展了呢？这就是我在这篇文章中想要探究的。 小说的写法是朦胧的，作者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零乱的跳跃，扑朔迷离的心理感受，晦涩难懂的哲学说教，都打着那个时代的印记。由于写得过分朦胧、晦涩、破碎，弄得你眼花缭乱。为了弄清小说的内容。不得不回过头不再三再四地重读。但终于还是弄明白了：小说是沿着两条线索开展情节的。一条是杨讯和肖凌的不幸遭遇和爱情悲剧；另一条是林东平。王德发、林媛媛和杨讯的纠葛。前一条线索主要描写一代青年在一场大灾难中的思索与探求，展现出青年人在新的现实面前精神崩溃的痛苦历程。后一条线索主要描写了中级干部中的几个人物在“文革”这个舞台上的争斗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灵魂。当然这都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互不交叉的。这两条线索不是平行延伸的。它们是以一个叫白华的流氓青年为中心的黑社会为交会点，通过白华把杨讯、肖凌这两个“天涯沦落人”和林东平、林媛媛的分崩离析的家庭联结起来。 作者对青年人命运的描写，应当说是真实的。无论是杨讯型的、肖凌型的，白华型，还是林媛媛型的年青人，都是被生活扭曲了、压扁了的，生活在他们身上打下了很深的烙印。杨讯虽然受过一些磨难，但仍然保留着某些比较牢固的信念，心情也较为乐观，这是由他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肖凌从一个诗书家庭的才女沦为一个流落他乡的流荡女青年，孤立无援的生活和冷酷无情的社会现实塑造了她那充满孤独感和失望感的灵魂。白华已经落魄在黑社会里，他只有用破坏一切来表达对社会政治的“恶”的抗议。林媛媛虽一度受到社会的“波动”，在父亲终于又回到了领导岗位上后，她却有比其他人都优越得多的条件。但她从父亲身上看到了阴暗可耻的一面，厌倦了父亲的虚伪。追求放荡不羁的自由生活，最终毅然出走了。 可以看出，《波动》通过这凡个人物反映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和精神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以及西方出现了“垮掉的一代”，他们厌恶战争，厌恶资本主义制度，忍受着精神上的苦闷。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以后，我们的青年一代也发生了裂变。一部分人变得悲观失望，对社会主义制度失掉了信心，虚无主义思想泛滥起来。《波动》中所描写的就是这个精神崩溃的过程。作者企图用自己的发现和自己的哲学来唤醒当时还沉醉在革命口号之中和虽有所觉醒却转而颓唐下去的青年人。但由于作者对社会生活的认识的片面性，由于世界观的动摇性，导致了他在自己的作品中的哲学的迷误。也就是说，作为一个青年，他在当时的环境下对社会生活进行了独立的探索，对“四人帮”推行的封建法西斯专政表示了异议甚至忧虑和抗议，是应该得到肯定的；但他的这种探索却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 作者是把肖凌作为一个能够体现他的哲学理想的人物来写的。她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人生、事业、国家。她自以为是国家和社会的弃儿，感到人世茫茫，不知所终；她所以活着，靠的仅仅是“足够的惰性”，没有目的，没有希冀，没有理想，也没有明天。总之，她除了相信自己的“存在”而外，什么也不再相信。她的生活史大致是这样的：父母先后含冤死于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这给她这个心地纯洁而又不谙世事的女学生带来了第一次，也是致命的一次打击，这次打击决定性地改变了她的生活道路；继而她本人在学校里受到群众专政、隔离审查；再后来她受到学校的通缉逃亡在外，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受到好心的老大伯的救援；再后来是插队，受骗；当了工人……纷至沓来的打击使肖凌的精神支柱垮了，她不再相信世间还有什么正义、公理和友爱，革命变成了空洞的辞藻。她甚至嘲弄起“祖国”、“责任”这些神圣的字眼来了。她把“祖国”说成是什么“过了时的小调”，是逗小孩子玩的“棒棒糖”。她激愤地说：“这个祖国不是我的！我没有祖国……”很容易看得出来，在祖国的问题上，肖凌的思想是混乱的，甚至堕入虚无主义的立场上去了。她在祖国问题上的失足，不是出于幼稚，而是一种在遭到冰雹般的苦难之后的绝望情绪的表现。她甚至由于承受了过多的苦难的折磨而变得仇恨祖国。她说：“祖国，哼，这些玩意儿从来都是不存在的。不过是那些安分的家伙自作多情，他们需要一种廉价的良心来达到一种廉价的平衡……”姑且不说作者用语的古怪难懂，试问祖国怎么是那些“安分的家伙”自作多情的产物呢？对于一个正常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多么难以理解的情绪呵！我们每一个老年、中年以及一部分青年人，都是“文革”的过来人，我们都曾程度不同地受伤、受害，我们不仅没有这样的一种对祖国的感情，而且甚至不能理解这样一种感情。我们无权要求作者把肖凌写成一个对当时的社会内乱有清醒认识的人物，那样的要求是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原则的，但作者通过她的嘴把一切污水都肆意地泼到祖国的身上，把“四人帮”的法西斯行径同祖国混为一谈，这不能不认为是一种新虚无主义思想的流露。在那些艰难岁月里，祖国同人民。同党一起在炼狱中受难。祖国是不应该受到责难的。作者对这个人物是缺乏批判的。作者虽然安排了杨讯同她的对话，也许可以把这看作是对她的含蓄的批评吧，但杨讯这个与她有相似遭遇的人物并没有批评到她错误思想的要害，反而很快就被她吸引过去了，她成了杨讯心中的女神。作者在写肖凌用虚无主义态度对待客观现实的同时，竭力肯定和歌颂她身上的人性的不混——自我的“存在”。比如说，作者用了一节篇幅写她同造总近卫团头头李铁军一道去哨卡盘查行人的场面，当“杀人不眨眼”的李铁军枪杀了一个无辜的青年并借以逗乐时，肖凌一边声嘶力竭地喊：“你，你这个刽子手，混蛋！”一边扭头跑去，泪水模糊了她的整个视野。又比如，肖凌陪同喝得烂醉的白华回到防空洞的窝里，白华赶走了一个叫小四的女流氓，突然勃发出对肖凌的倾慕之情，用匕首扎进自己的手心，把涌出来的鲜血滴进酒杯里。这时的肖凌是那样的心地高洁、善良，说：“你疯了！”又帮他包扎，同他谈起关于星星的哲理。此情此景，肖凌不再是那副冷漠得可怕的、玩世不恭的面孔，而是一个道道地地有着完美感情的天使了。从作者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无非是：现实是丑恶的，冷漠的，可悲的，而人的内心却是高尚的，美好的，充满人性的。他想把这矛盾统一起来，用内心的自我完善，用自我的“存在”来拯救世界。这是正确的吗？ 在《波动》中，作者提倡一种“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让——保尔·萨特）的哲理。作者通过他的描写告诉我们，生活是荒谬的，人生是孤独的，世界是悲剧性的，但人是自由的，人的本质要由人的行动来决定。人的本质、人的意义、人的价值正寓于这一群被生活扭曲了的人物的内心世界之中。 肖凌是一个在荒谬的世界中为自身的人的价值而进行着徒劳的苦斗的人物。她在孤独中慢慢变得冷酷。她渴望着有一个“归宿”，但究竟这归宿是指些什么，并不清楚，可能是指一个能够温暖她的家庭，也可能是指死亡，总之说不清。杨讯企图用自己的爱来温暖她几乎变冷的心，曾一度使她产生了自信，恢复了人的情感，人的本质。她自己承认：“是你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也愿意相信幸福是属于咱们的。”但她的美好的愿望同现实又一次产生了冲突，杨讯的妈妈，一个高干，不同意这样一个既失去了门第又有了一个女儿的女人上门。杨讯虽无门阀观念，但也不要那个小孽种，他抛弃了她独自回北京去了。一场悲剧把肖凌又推向了冷漠与绝望的深渊。失望、空虚、冷漠、孤独再次笼罩了她的心房。她冲破生活的牢笼的努力失败了，只好用悲哀与不幸包裹着自己，紧些更紧些，把自己的心同外部世界隔绝起来，重新回到曾经欺骗过她的洪水峪村去，那里有她的亲骨肉，被父亲遗弃的小女儿。林媛媛的生活道路，也渗透着作者的同样的思想。她追求着人的“自由”和“本质”。她偶然从一封信里发现了爸爸的虚伪可卑，就毅然从她那不算不温暖的家庭里出走，宁肯去过白华那样的流浪生活，去作流氓。我不大清楚作者为什么让他的人物这样发展。她的出走既同“四人帮”造成的社会动乱无关，也不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纯粹是作者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故意安排的。她本来满可以选择另外的生活道路，作者却按主观的意图，让她出走，大概作者以为这样处理才合乎“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的为人准则。白华性格的主导方面是冷酷和疯狂。他的行为具有破坏性。作者对他的破坏性行为缺乏应有的批判，反而把它们当成侠义行为给予赞许，通过这些在不同场合里的侠义行为，把他衬托成了一个英雄。比如，他在火车站候车室里对被后母遗弃的小女孩的救助，对因生活无着出卖自己肉体的小兰子的慷慨帮助。作者在描写他的这些行为的时候，在他的心灵上投注了过多的赞美，以至我们很难把这些善良光彩的品德同他那残忍凶狠的举动统一起来。他可以一刀砍在“大颧骨”的肩上，仅仅为了占有一个叫小四的流里流气的姑娘；又可以不露声色地把匕首扎进自己的手心里，仅仅是为了取得肖凌的垂青！作者把他写成了一个良心未混的强者。显然，作者在提炼自己的题材和主题时，只是注意于人的存在与客观世界的冲突，而没有把人物放在同社会风云密切联系的环境中。因此他看不到（当然也就没有写出）生活中还有积极的、健康的力量存在，还有对推动社会进步作着有益斗争的人。 孤独、忧虑、苦闷、痛苦、绝望、冷酷……在小说里并不是个别人物的性格因素，而是贯穿作品的主调，是作者思想倾向的自然流露。这种沉郁、悲观的情调，恰恰是社会上泛滥起来的虚无主义思潮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它产生于人们对长期的紧张的阶级斗争的厌倦和对革命理想的幻灭。这种思潮否定现实生活秩序的合理性，对极左路线和极左路线造成的现实的“恶”采取批判的态度，固然有它积极的一面，但它不是把人们的社会实践引导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上去，而是盲目地、无限制地追求个性的自由发展。凡是不符合或妨碍个性自由发展的东西，都一概加以排斥，这种思潮追求合理的人性，争取人的真正价值。提倡人要面对荒诞的现实。对于反对“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兽性、恢复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关系，固然也不无积极的一面，但把普遍的仁爱、人性和人道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立起来，却无疑是错误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同我们所主张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或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文学是格格不入的，革命现实主义要求作家深刻地揭示社会矛盾。同时又要求作家投注生活以理想之光，绝不容许把读者引导到悲观绝望的境地中去。 《波动》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它的出现令我想起了二次大战以后兴起的存在主义思潮和存在主义文学。我不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一股很大的存在主义文学流派，但在当代文学青年中，确有受存在主义思潮和存在主义文学影响的人，而且写出了渗透着这种思想的作品。我认为，把《波动》的出现，当作这样的一种思潮来看，并不是过虑，也不是危言耸听。 一九七九年，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发表以后，在青年读者中不胫而走，青年人欣赏小说晨的那些思想与人生哲理，同他们压抑已久的苦闷心境一拍即合。评论界更多地看到了它揭露、批判“四人帮”的失道的积极方面，而对它的消极的、错误的倾向缺乏认真研究，也没有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评论。因为当时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潮流正蓬勃兴起，在咆哮的浪花中偶然有几个小小的不很协调的泡沫，是不足为虑的。不久，我们又读到了《聚会》和《杨泊的“污染”》等短篇。文学批评界曾对此发出过不同的声音。再往后当我们回顾一九八○年的文坛时，已经明显地感觉出革命现实主义遇到了某种挑战：文学创作出现了分化，非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思潮已经有端倪可寻了。一九八一年一开始，我们又读到了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和《波动》。这两部作品的发表，特别是《波动》，使我长期以来处在朦胧状态的一种看法更加明确了：一种以存在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文学流派，已经在社会上（主要是青年中）的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这些文学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以现实是荒谬的、人是自由的这样的哲学思想为指导思想。对客观世界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对内心世界主张人性的自我完善，企图用普遍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当前，随着外国现代哲学思想和文学流派的不断翻译和介绍进来，文坛上各种文学思潮都有。比如西方的“意识流”被某些作家所接受；新现实主义也有人崇信；有人把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当作偶像，有人又把（老人与海）里无望的苦斗作为楷模……因此用一种主义来概括也许是困难的。但我们要研究的是为什么有些青年作者选择了存在主义。正，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为消沉颓废、悲观失望的气氛所笼罩，形成了一种由于苦闷、孤独、被遗弃、找不到出路，从而出现了玩世不恭的风尚，标榜个人生活、自由、存在等放在第一位的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就受多人们的欢迎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以后，青年们处于精神葳闷之中找不到出路，为一种被欺骗、被遗弃感所笼罩，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存在主义思潮就同他们的心情非常合拍。存在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当然不能简单化，它有其积极的一面，应当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科学的分析。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有的评论家毫无批判地拜倒在萨特及其存在主义思想的脚下。有的作者无条件地接受了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这种倾向应该引起文学批评界的注意和研究。 我们主张革命现实主义，认为革命现实主义是最能真实地、历史主义地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艺术方法。粉碎“四人帮”五年来许许多多作家为健全和完善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我们更加充满了信心。我们并不盲目排外。现代派文学的一些长处，我们应当而且一直在进行研究和借鉴。但作为一种哲学思想的体系，就应当非常慎重，对其中消极的、错误的部分，应当坚决地拒绝和批判。对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也应采取这种态度。 我在上文讨论了《波动》的得夫以及由《波动》说到当前的文艺思潮，仅是我的一得之见。对于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评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对同样的作品可能有两种根本对立的看法。因此，我发表的意见，绝无强加于人之意，却是为了进行更深入的研讨。 （原载《文艺报》1982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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