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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园》［法国］克洛德·西蒙着／湖南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４月第１版／１８.００元） 如何评价克洛德·西蒙的《植物园》这样一部外国小说，以及如何评价西蒙的其它小说如《弗兰德公路》、《农事诗》等，我曾经在内心盘算过。西蒙是对我的阅读和写作发生过影响的作家，在我的内心深处，确实有一个无比赞许它们的声音－－每当我阅读西蒙的小说时那声音就反复响起。西蒙对战争、性、大自然有着异常深刻的理解和异常活跃的描写的冲动，他通过“回忆”的姿态沉入那些瞬间的情境之中，并且在他的“回忆”中饱蘸着悲伤或厌倦或兴奋等情绪的色调。我认为这是西蒙写作的基本动因或基本方式。然后西蒙便开始思考小说的形式和语言－－对读者来说，形式和语言是首先呈现和首先需要穿透的，正与西蒙写作时的思考方向相反。 西蒙在获诺贝尔奖的受奖演说中引用了保尔·瓦莱里的一段话：“……我并不想说什么而是想做，而正是这种想‘做’的愿望决定我所说的。”“做”这个动作成了西蒙对他小说形式的一个很好的解释。他说，“我做－－我产生－－故我存在。”而西蒙在写作（即“做”）的过程中，当他使用语言时，他当时的精神状态所蕴含的意外、追问、间歇等等因素，还有西蒙在长期的阅读和语言磨练中总结出的艺术原则，还有他个人的本性所具有的艺术天份（他精通绘画），当然还有写作的毅力，这些与语言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一切，就促成了西蒙小说现在的外形。 《植物园》延续了西蒙以往小说的追求和主要风貌。在书的某些片断，出现的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很容易使人把这本书理解为西蒙的自传。而西蒙的多部小说中自传的成份实际都很浓郁。小说或自传，这对西蒙的作品不很重要。所以在法国午夜出版社出版时，《植物园》仍被标作“小说”。植物园的意象，一来是将小说碎片状的段落对应于植物园中的分隔和交错的花圃，另外，可能象征着西蒙对于“回忆”、对于客观之物的迷恋恰似他对家乡的葡萄园所拥有的感情。而我在阅读《植物园》时，感觉也就像走进一座真实的植物园，随意（而不是轻浮）地采撷着一些句子、一些段落，并不需要我对穿插其中的那些人物进行追踪。我被书中精彩的描写所吸引。我看到了花，闻到了花香，感受到色彩的渲染。西蒙小说带给我的是健康的情绪，歌颂的是人的意志，小说中到处都是搏斗的痕迹。例如，《植物园》的第三章描述战俘营的那个片断、第一章中引用的布罗茨基在前苏联受审的事件等。 关于《植物园》的形式，我（无聊地、或许是幼稚地）想，其实可以用中国的古琴曲与之对应。那些零散的段落正如古琴曲的每个单独的音符，而这些音符的高低抑扬，联在一起便具有无限的魅力。是什么决定某个音符的高、低、抑、扬？是什么决定某个音符出现在此而不是彼？这就是艺术的奥秘，对于西蒙的小说来说，就是西蒙所说的“像音乐一样体现某种和谐。”《植物园》中，真实和虚构、心理和外界、暴力和爱、战争和人性，这些概念和概念的具体所指，无不渗透西蒙对和谐的向往。有理由可以说，由于西蒙在文体、语言、和叙述方式上的探索，《植物园》已经不是自传、不是小说、不是诗歌……不是他个人生活的再现，不是生活的“艺术化”的表达。而它是－－是由那一本叫《植物园》的书的文字所呈现并最终由读者所（或多或少）获得的那一团（情感、景象）。 印在书的封底上的那段话（是原版？抑或翻译所加？）也许能使读者更好地进入《植物园》：“如果说，书中的每一元素都如同在一部自传中那样与作者的亲历密不可分，那么，书的整体却是按照一部自在的作品来孕育、发明和构筑的，不妨说，它构成了‘一种回忆录的肖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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