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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者按】徐晓的《与我》原发表于在美国出版的1999年的春季号《今天》，后为《华夏文摘》转载部分章节（第一至四节，以及第十、十一节）。1999年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廖亦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收入了此文，但在敏感处作了较大的删节。现根据《沉沦的圣殿》一书将原《华夏文摘》阙如的第五至九节扫描补入。 《今天》创刊至今已经快20年了，现在它仍然在海外继续发行。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今天》已经不再是那个《今天》了。这不仅因为我不再参与其中，也不意味着我不喜欢现在的这本同名杂志，而是因为它在我的生活中已经不具有原来的意义。 事实上，即使像世界大战这种重大事件，对于个人来说，其意义也只能是纯粹的主观感受，正如文革的记忆对每个中国人都具有不同的意味一样。 我清楚地记得，1985年冬天，我踩着积雪到北京大学参加学生会主办的艺术节，北岛、芒克、多多、顾城被邀请在阶梯教室里讲演，当学生们对现代派问题、朦胧诗的概念纠缠不清时，北岛开始回忆《今天》。我不知道坐在讲台上的《今天》元老和主力们当时有怎样的感受，大学生们对这一话题的茫然和冷淡深深地刺痛了坐在听众席上的我，我觉得受了伤害，并且为这些无从责怪的学生感到悲哀，我甚至想走上讲台，讲述我们当年承担的使命和风险，我们所怀的希望和冲动……那时离《今天》停刊只有四年，毫无疑问，如果现在处在同样的情境中，我不会再有如此过度的反应。不是因为我不再年轻，被岁月磨钝了感觉，时间筛选了记忆，而是因为当人生走过了足以使你回头遥望后来者的路程之后，你已经懂得，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使命，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使命。 对于中国文学史甚至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来说，《今天》的出现、停刊以至流亡，将无可争议地被载入史册；但是，《今天》之于我，不是一段文学经历（至今我仍然既不是诗人也不是作家），也不是生活中的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生活本身。所以，我记忆和记录的，不是历史意义上的《今天》，而是我的《今天》，我命运中的《今天》。 1973年，我从一个朋友手中得到一本诗集，如果是一本铅印的书，可能不会引起我的兴趣，作家、诗人在我的心目中神圣得高不可攀，会因为离我太遥远反而被忽略。但那恰恰是一个手抄本，用的是当年文具店里仅有的那种6角钱一本的硬面横格本，字迹清秀，干净得没有一处涂改痕迹。仅猜测那笔迹是出自男性还是女性之手，就足以使我好奇得一口气把它看完。记得其中第一首诗的标题是《金色的小号》，另一首六行诗《微笑·雪花·星星》我一下子就背了下来。那时我虽已是小学教师，而自己的文化水平其实也只是小学程度，对诗的认识则停留在文革前在文化宫朗诵班表演的贺敬之的《雷锋之歌》、《三门峡——梳妆台》的水平上，手抄本中那些全新的诗句不可能不感染一个孤陋寡闻的18岁女孩儿。 因为这本诗集，我认识了它的持有者赵一凡。一凡与众多所谓地下文坛的青年来往，热衷于搜集民间诗文，从他那里我读到了许多手抄的诗和小说。他还以传抄传看禁书为己任，我看的《带星星的火车票》、《麦田里的守望者》、《新阶级》等书都来自一凡。他的家是个怪杰荟萃的大本营，像徐浩渊、王好立、章立凡等当年的活跃人物都曾在一凡的家里留下足迹。我在一篇题为《无题往事》的散文中这样表述一凡对我的影响：“我把他当作我的上帝，我相信他的每一句话，并不在乎他把我带到哪里，事实是，他带我到哪儿我都会万死不辞。” 1975年，我和一凡同时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入狱，两年的监狱生活使我情绪极为消沉，为此一凡介绍我认识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个就是赵振开。现在人们都叫他北岛，而我至今仍然习惯叫他振开，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我是一个极为恋旧或者说堕性极强的人。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振开就是我四年以前读到的手抄本诗集的作者。与此同时我也开始写诗，写完了拿给振开看，因为没能得到鼓励而终于放弃。我和一凡患难与共的友谊一直保持到1988年一凡去世。一凡去世时我刚刚生下儿子，虽然为自己没能在他重病期间更多地照料他而内疚，但对于失去他还没有特别的感受。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自己生活中一些重大的变故，一凡之于我的意义凸现出来并且被放大。有许多次，夏日的雨后，秋日的黄昏，冬日的夜晚，我独自一人翻捡着他留下来的书信和日记，一次又一次对自己确认他已不在人世的现实。那不是让人流泪的痛苦，那是比流泪更加深刻的痛苦。在同一篇散文中，我写道：“我愿意他活着。为我而活着，为世上有一个真正理解我、呵护我、容忍我的人而活着，尽管我很清楚世上没有谁能仅仅为谁而活或者为谁而死。”我已经不再是一个需要精神导师的女孩子，我有爱人，有知己，有忙不完的家务和工作，即使他活着，我们之间的友谊也会被琐碎的生活所淹没。但是，一凡是无法取代的——人生舞台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无法取代的。一凡的死，以及六年之后我丈夫的死，使我体悟到，人与人，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绝不可能单单是情感的、精神的或者事业的，它更像是一个场，其引力和魅力是无法悉数的。这是极为个人化的感受，还不能忽略的是，一凡的行为对于文化的传承、一凡的人格对于精神的建构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是的，它仅仅是一种象征。因为中国像一凡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我不知道是过多的灾难泯灭了人性的光辉，还是人性的黯淡导致了众多的灾难，如同我不知道，灾难是上帝对我们民族的惩罚还是褒奖。 应该感到幸运的是，《今天》有了一凡，他提供了很多诗人自己都没有保存的旧作，做了许多别人不愿意做的琐碎事物。很难说清，是《今天》凝聚了不止一个像一凡这样有人格魅力的人，还是这些具有魅力的人成就了《今天》。 1978年底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到朝阳门前拐棒胡同去看望一凡。那时我在大学中文系读一年级，一周一次去一凡家就像是家庭作业，几乎从没落过。一凡家的胡同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它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皇家出版社，建国以来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几乎被它垄断。似乎是一种机缘，在一年中天黑得最早，也是北京最冷的日子里，我在出版社门口看到几个正在张贴油印宣传品的青年，其中一个就是赵振开。他们蹬着平板三轮车一天内跑了几十里路，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张贴自办的文学刊物。天已大黑，看不清刊物的内容，但自办刊物这种形式本身足已使我兴奋和激动。振开向我介绍了在场的其它几个人，其中有芒克、黄锐和陆焕星。他们是《今天》的创始人，张贴的第一期刊物就是在陆焕星家里印的。 1977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同年11月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发表，标志文艺界开始自我解冻，一年之后，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引起轰动，连同稍后出现的话剧《于无声处》、小说《神圣的使命》，被视为接踵而至的伤痕文学的发端。然而，这些都不过是官方政治框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波澜中的涟漪。与此同时，上层的权力争斗引发了关于“两个凡是”的讨论，北京出现了西单民主墙，《北京之春》、《探索》、《四五论坛》等一批政论性刊物应运而生。 《今天》创刊于1978年12月23日。在创刊号的“致读者”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剥离出文化专制的实质：“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的色彩，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能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由北岛起草的这篇发刊词中还写到：“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显然，《今天》所追求的是自由的人文精神，但由于中国独特的政治背景，她无可选择地只能和政治性极强的大字报、民刊贴在同一面墙壁上，便给了人殊途同归的感觉。她的作者们自我标榜从事纯文学创作，但这种所谓“纯文学”也只是相对于意识形态化文学而言。虽然《今天》的发起人在创意时曾经达成保持纯文学立场的共识，但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由于振开和芒克坚持参加民刊的联席会议并参加了民刊组织的“11·25”讨论会，违背了不参政的初衷，导致最初七位编委中有五人退出，仅留下了他们俩人。我相信，退出的绝不是因为胆怯，也许他们的本意是想在文化的沙漠中建起一座象牙之塔，而不是在政治的泥潭中种一株荷花，殊不知这都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走开的和留下的应该说都有理由，因此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不久黄锐又回到编辑部，并在其后成为“星星美展”的主要发起人。 在一凡家胡同口偶然相遇之后不久，我在振开家与一些朋友相识，他们都是《今天》的志愿者，其中有周郿英、王捷和李南、程玉、陈彬彬三位女性。李南的前夫当时是政论性民刊《北京之春》的成员，而她本人更感兴趣的是文学，这多半由于她出身于艺术世家。她的母亲和阿姨都是中国最好的话剧团体北京人艺的演员，舅舅是中国第一代最负盛名的交响乐指挥家。李南在与振开第一次见面时，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她的父亲曾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所属首都剧场的经理，被打成右派后放逐到外地劳改，二十多年来，歧视的目光、划清界线的教育早已使她遍体鳞伤。当人们纷纷祝贺他们合家团圆时，与父亲隔绝了二十多年的女儿内心充满了悲凉，团圆的结局是虚幻的，而父女间的陌生却是永远的。李南没有想到，死死缠绕着她的家庭团圆的故事，很快被振开改写成文学版，小说《归来的陌生人》发表在《今天》第二期，主人公那无以言说的情感在字里行间流淌。 程玉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小女儿，1976年因涉嫌李冬民反革命集团案而被捕入狱。我坐牢时不到20岁，本以为是年龄最小的政治犯，而小玉那时才只有17岁，除了同病相怜以外，我们俩人之间的缘份还在于，虽然不是同案，但坐牢时被关在北京城南的同一座牢房里。1980年小玉留学美国攻读教育学博士，似乎有一种命定的缘份，六·四时她代表海外留学生回国声援，我们俩在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不期而遇，她走在打着“海外学子”横幅的游行队伍里，我们互相拥抱，我激动得流了眼泪。小玉住在天安门附近的晨光街，6月5日清晨，我们在她家门口巧遇并匆忙告别，她按计划乘当日的飞机返回美国，我们都没想到，连同仅一岁的大儿子和腹中只四个月的小胎儿一起在机场受到非难，一周之后才抵达美国。 彬彬后来嫁给经济学硕士曹思源，曹主持起草了中国的《破产法》，被人称为“曹破产”，也许是因为与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有瓜葛，六·四时曾被捕入狱。 我认为，例举这些人的背景，记述他们的个人经历对于了解、研究《今天》的生成和影响并非赘言。这些人都只是文学爱好者，但都不搞创作，他们聚集到《今天》周围显然都有文学以外的理由。这至少说明，在中国，也许不仅仅在中国，纯粹的文学、学术是不存在的。不管《今天》的创办者是如何地试图纯文学，都无可奈何地与初衷相背离，而一但介入其中，将必不可免地被逐出主流社会，其命运的坎坷也是可想而知的。直至今日，我的这段和民主墙有关的历史，仍然被政府、被不知情者认为是我热衷于政治的表现。对此我从不辩解，自由的意志和精神总是与政权相悖的，要么你放弃自己的权力，要么你就是这个政权的叛逆，我们天生意识形态化，我们只能意识形态化。 5年以后的12月23曰，我们在周郿英的办公室聚餐，纪念《今天》创刊五周年，事后得知，那晚的情况公安局居然一清二楚，而且还找了万之正在读研究生的学院给他施加压力。10年之后北岛特意从欧洲赶回国内参加创刊十周年纪念活动，由芒克主持的那次纪念会，参加者近百人，会上散发了由老鄂编写的“《今天》大事记”，宣读了给赵一凡的悼词，并将首次“今天文学奖”颁给了诗人多多。老鄂笑咪咪地说：“如果给《今天》的生日蛋糕插上蜡烛的话，那只该是两支，而不该是十支，因为它实际上只存在了两年。”但是，我们宁愿认为它始终存在着，事实上，它在许许多多人的生活中依然存在着。15年以后的同一天，在京的芒克、老鄂以及从日本回国的黄锐、从美国回来的杨炼等十多个《今天》成员和作者在王捷家举行没有任何仪式的聚会。明年将是《今天》创刊二十周年，不可能再有十周年时的纪念阵容了，但我相信会有一些人还能记得这个日子，因为归根结底，《今天》是从深海里浮出来的冰山，是落水者生命的桅杆，是流浪者的精神家园。我们从不同的方向走来，在一种精神的感召下汇合在一本杂志的旗下，并必然地从这汇合点向不同的方向出发。对于历史来说，民主墙、民刊是一个事件，一种现象，一场运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对历史产生影响，但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但对于个人来说，这就是命运。宇宙的规律告诉我们，星众星散有着它神秘而不定的规律，人也逃不脱这一规律，任何人的意志都无法改变，只能是沿着各自命定的轨迹相聚与离散。 我很快找便参与了《今天》的具体工作。第一期是手刻蜡版油印，字迹很难辨认，从第二期起改为打字油印。我们分头通过私人关系寻找打字员，让他们用公家的打字机偷着利用业余时间打，以每版1元5角的价格付费。我找的打字员是我们大学印刷厂一个工人的女儿，她在某民主党派办公室工作，我经常中午到她家去交接稿子，有时候，她用单位的蜡纸为我们打字会使我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们的钱的确少得可怜。最初都是一张一张在油印机上推出来的，然后摺页、配页、装订，大家轮流着没日没夜地干。别人可能想像不到，由钟阿城画的线条画是制成铅版后像盖图章一样一页一页盖上去的。当时，我在大学担任学生会工作，我主编的刊物《初航》在校印刷厂用手摇机印刷，这正好是一个偷梁换柱的机会，我把《今天》的蜡纸拿去顶着《初航》的名义让校印刷厂印，既省了力气又省了纸。流传开的《今天》是铅印的天蓝色封面，当时的民办刊物没有一本是铅印封面，我们可算是出了锋头。尽管如此，它的质量仍与现在书摊上摆着的任何一种杂志都无法相比，但是我们的读者来信说：“我吻着那油墨的芳香，心里是多么欣慰……” 铅印的难度是极大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工厂敢接没有介绍信的活儿。按规定必须有行政部门开具的介绍信，介绍信是我以学生会的职务之便开出来的，我从家里拿了父亲舍不得喝的汾酒和包装精美的巧克力糖贿赂印刷厂厂长，他居然当作学生会的刊物给印了。印好的封面是芒克和刘念春用肩膀扛回来的，后来大量封面是通过一凡联系由外地一家杂志的主编帮助印的。以后我又两次以学生会的名义把音响设备弄到手，供我们在公园开朗诵会使用。 因为住校，我只能在周末才能到编辑部去。编辑部在北京东城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院内到处是临时搭建的厨房、矮蓬，我们占用的东厢房是刘念春的家。念春是《今天》的联系人，订阅刊物的人都应该熟悉他的名字。那时他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上学，对语言学有极大的兴趣和很深的造谐。他的哥哥刘青是民刊《四五论坛》的主要人物之一，1979年因魏京生一案被判刑坐了十年牢，出狱之后流亡美国，现担任国际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同盟主席，成为一个流亡海外的职业革命家。念春因受刘青牵连入狱三年，1994年又因申请注册“劳工同盟”再次被捕，被判劳动教养四年，现正在东北某农场服刑。念春是在中国政治的漩涡里闯出来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所以我更愿意把他的行为看做是一种姿态，也就是说，他的出发点不是可行或不可行，而是应该或不应该。当人的正当权力被剥夺，自由意志受到挑战的时候，是非和价值的问题可以退居到次要的位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说是可以在另一个意义上探讨的。 我们都是从一条道路走出来的人，在共同的追求中孕育了英雄主义精神，在一次次碰壁之后，我们懂得了什么是能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学会了逃避许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我常常告诫自己，要避免学会以非难或指责别人来解脱自己。在很多时候，慎重和苟且、拘谨和诿琐、小心和怯懦是很难划清界线的。很多人对念春的行为不解甚至不以为然，认为他做的事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我觉得对这种想法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谁都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谁都有弱点和局限性。应该允许一个人崇尚某种行为、某种境界，也应该允许一个人在现实中和他所崇尚的有距离。软弱总是可以被原谅的，但用个别人的行为为自己的软弱开脱辩护是不可以被原谅的；改变信念是应该被理解的，但因为自己的改变而对别人的坚守表示不屑是不厚道的。对于那些自我标榜并想从自我标榜中获得功利的人，公众和舆论就有权用他所标榜的东西去要求他，他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正常的，即使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也并不值得特别同情。近年来，人们对民运，对所谓民运人士的微辞多出于此。但是念春是不同的，他们兄弟当年把家贡献出来，是为民刊立了功的，以后又坐牢吃苦是付了代价的，但他们并不想获取什么，否则，念春完全可以携妻带女出国，不必在普遍沉寂的形势下去以身试法。 如今我已无法从刘氏兄弟那里知道他们当初何以把家贡献出来，使之成为民办刊物的大本营，但是我仍记得那张破旧的八仙桌，我曾在那张桌子上把魏京生在法庭的辩护词抄写成大字报，贴在民主墙；记得那个让人看不出颜色和式样的碗柜，柜子里常常是空荡荡的，没有任何食物储备；记得那张铺板搭成的床，我们蜷缩着腿坐在床上开编委会，芒克和他的前妻在那张床上度过了热恋的浪漫时光；记得不知是谁用手绘制的窗帘，红、黄、白组成的抽象图案，有三角形、箭头形，不记得是谁告诉我，三角形代表女人，后来，我曾把这个意像写进一篇题为《带星星的睡袍》的短篇小说里，并发表在《今天》文学研究会内部交流资料上；还记得振开从家拿来像砖头一样大小的录音机，现在想起来，那音质实在是极差的，但是在70年代末的中国，无疑是件奢侈品，听着音乐干活成了最奢侈的享受。 76号人来人往，穿流不息，很多素不相识的人来这里义务劳动。不记得是哪期，我把散页拿到家住76号附近的一个大学同学家里装订，他们工作到深夜，然后又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本来少得可怜的助学金订阅杂志。还有很多文学青年来这里朝圣，一个外地青年写来一封像散文诗似的信：“沐着五月的阳光，迎着躁热的风，我踏上了北京的街道。今天我来，只是为了《今天》。活动一下搭车时半麻的双脚，沿着长街向公共汽车站走去。不是去会情人，也不是去王府井采购新鲜的商品，可是心却为等待将临的那一刻而紧张地跳动……” 提起诗人，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标新立异的披肩长发，是喜怒无常的神经质，是让人不能不接受的狂妄。然而这些不属于振开。他高而瘦而白，留那种最普通的学生头，穿一件洗旧了的蓝色棉布大衣，戴一顶浅色毛皮帽子，性格抑郁不善言谈，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不会高声说话，也没有激烈的言辞，他的执着深藏在不苟言笑的矜持中。 我们相识时，正是他心情最不好的时候。他唯一的妹妹姗姗因为抢救落水儿童刚刚牺牲不久，他在给友人史宝嘉的信中说：“如果死是可以代替的，我宁愿去死，毫不犹豫，挽回我那可爱的妹妹，可是时势的不可逆转竟是如此残酷，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有时我真想迎着什么去死，只要多少有点价值和目地。”以后他把中篇小说《波动》题献给了姗姗。 与文弱的外表和内向的性格形成反差的，是振开一贯鲜明的立场和勇气。当年李南、桂桂和程玉第一次为《今天》工作时，振开颇像个共产党的政工干部与下属谈话时那么郑重其事地说：“如果公安局找你们的麻烦，你们什么也别承认，都推到我和芒克头上。”这话虽然激怒了这几个女志愿者，当即表示都是成年人了自己做的事情当然应该自己承担，但他严肃的表态，确立了信任关系。 《今天》发表的作品很快被一些开明的官方刊物所接纳，《安徽文学》很快以专号的形式转发了民刊的作品，《诗刊》也率先发表了振开、芒克等人的诗，一时间说《今天》要被招安的大有人在。对此，振开制定了在官方刊物转载《今天》上发表的作品必须使用原笔名的规定。一度他曾在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新观察》当临时编辑，当时还是市政公司的挖路工人，这份职业对于改变他的现实处境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是“星星美展”事件后，他在《新观察》上发表高度评价美展的文章，致使他被辞退。1984年，他已进入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六人小组，为丁玲主办的《中国》杂志被停刊一事，他毅然声明退出，为此中国作协有关人员找他谈话，试图让他收回声明，但被他拒绝了。 在圈子里，他的外号叫“老木头”，套用帕斯卡尔“有思想的芦苇”的名句，我说振开是“有思想的木头”，他的敏锐深藏在木呐的外表下面。是的，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但人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保持思考的能力，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抵御无孔不入的宣传，并最终不使自己成为机器的一个零件。而振开正是那极少数人之一。他在一封信中对同学的信仰表示欣赏的同时，也提出了质疑：“你忽略了一点，没有细看一下你脚下的这块信仰的基石是什么石头，它的特性和它的结实程度，这样就使你失去了一个不断进取的人所必需的支点──怀疑精神，造成不可避免的致命伤，接踵而至的‘无限乐趣’、‘无限愉快和幸福’不过是几百年前每一个苦行僧和清教徒曾经体验过的感情。”这封信写于1972年2月，那时林彪事件刚发生不久，有人开始对“四人帮”、对“文革”提出质疑，但是很少有人对于我们的所谓信仰，以及构成这信仰的意识形态提出质疑。而一年以后，“白卷英雄张铁生”，以及“反潮流小将黄帅”的出现还大有市场。 正是这种怀疑精神，使他写下了著名的《回答》。他的怀疑已得出结论：“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三年以前，北京曾有一个“文革”诗歌研究者向我询问《回答》的写作时间，想要证实此诗不是写于1973年而是写于1978年，我理解此人的目的是想证明谁是诗坛的“霸主”，我无法提供确凿的证据，对此也毫无兴趣，但我相信不管诗写于何时，诗所表达的思想却是由来已久的。他在同一封信中说：“我相信，有一天我也不免会有信仰，不过在站上去之前，我要像考古学家叩叩敲敲，把他研究个透彻。”与振开毕业于同一所名牌中学，曾经主办《中学红卫兵报》，为遇罗克发表《出身论》的牟志京，在共产主义信仰破灭之后移居美国，而到了美国之后，他又对美国的民主产生怀疑并试图参加美国，只是因为怕不好找工作才放弃，美国梦的破灭，使他又回归了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就是说，至今他仍然是一个精神的漂泊者。他的思想经历在很大的程度上说明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历程。我们的怀疑，是在不怀疑中生长出来的，即使要否定什么，也一定要先肯定什么。而年轻一代怀疑论者则不同，他们怀疑并且推翻，只是为了怀疑和推翻，不需要先肯定或树立什么。 正因为如此，振开的诗不可能不带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在举世皆知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中，他的诗句被抄成大标语飘在广场的上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示刽子手的高大／好阻挡那自由的风”，成千上万大学生在那标语下面静坐绝食，几天之后，军队的坦克车从那飘动着的标语前面穿过……六·四时，振开不在国内。我不知道，面对此情此景，诗人会因此而感到振奋还是悲哀？振开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但是政治过多地干预了他的生活，影响了他的创作，于是，人们更多地记住了像“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的诗句，而忽略了另一些像“从那微笑的红玫瑰中／我采下了冬天的歌谣”这样的诗句。也就是说，人们宁愿记住正义的、英勇的、深刻的北岛，而往往忽略了内向的、孤独的、脆弱的振开。 二十多年过去了，振开流亡海外已长达七年，我们只有很少的通信和通话，我知道他的善良依旧，对朋友的友情依旧，而且，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他从没试图改变过自己的立场。在我的心目中他仍然是那个木讷、不苟言笑、固执的，甚至有点古板的赵振开，我不了解走在蓝天下、碧海边、金沙滩上的北岛和他的创作。1994年底，听说他要回国，朋友们都盼着，我更想见到他了解他，想知道，如今他也还是精神的漂流者吗？是否还在叩叩敲敲？在以往的怀疑有了结论以后，他的怀疑指向何处？ 我是先读到并欣赏振开的诗，充满了神秘的猜想和崇拜，先人为主地以一种仰视的态度与之交往的。对芒克则不同。我在认识他的同时，读到“太阳升起来，把这天空／染成血淋淋的盾牌”，读到“黄昏，姑娘们浴后的毛巾／水波，戏弄着姑娘们的羞怯／夜，在疯狂地和女人纠缠”，也读到“我有一块土地／我有一块被晒黝黑的脊背／我有太阳能落进去的胸膛／我有会发出温暖的心脏”这样的诗句。我热爱这些诗，也热爱这个叫芒克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本名叫姜世伟，我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名字。当时他27岁，是造纸厂的工人，他是一个极富感情色彩，感情又很外露的人，和他接触时，你很容易摆脱拘束，当你忘掉他是诗人时，他又会毫不掩饰得意地提醒你：你以为我是谁呢？我是一个诗人！他会很认真地把事情做错，也会很真诚地向你道歉，而你也会不折不扣地原谅他。很多人愿意把早生的白发染黑，或者藏在帽子里，而他却以自己的一头白发自豪，五岁的女儿叫他“老杂毛”，他朝女儿嘻嘻地笑，全然一个老顽童。英俊的外表和浪漫的气质，使他在吸引姑娘时很占优势，因此他的生活充满了许多戏剧性的事件，以至我把他四年以前出版的《野事》总是当做自传而不能当做小说来阅读。外部环境的恶劣很难对芒克形成真正的威胁，从1979年起，他就失去了正式工作，对一般人来说，没有固定职业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对芒克来说，有固定职业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每月几十元生活费的穷日子他可以过得很踏实；喝洋酒、吸洋烟、穿几百元一件的名牌服装像花花公子一样的日子他也能过得心安理得。和很多诗人相比，芒克有一个非常难得的特点，很少听说他与谁闹翻，诗坛上诗人相轻互相攻击的事情常有发生，可我几乎从没听到过对他的非难，他的情场轶事也总是从浪漫开始，由浪漫结束。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加世故更加圆滑，正相反，而是因为他更加坦率更加自然。大家都喜欢他，因为和他在一起总是快乐的，他的无忧无虑很容易感染周围的人，由不得你不和他一起神聊，一起畅饮，以至醉倒在他家的地毯上、沙发上。1995年，我曾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他当年插队的白洋淀玩，我们一行七八个人分别住在老乡家里，老乡划着船陪我们到淀里去玩，打来活鱼给我们吃，使我亲身感受到了他与当地渔民那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系。有个叫福生的残疾人，行动不方便，很难把这样一个农民和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联系在一起，可事实是，芒克和他的关系像亲兄弟一样，福生每次到北京都吃住在他家里。福生的母亲去世，芒克带着几千元钱到白洋淀去奔丧，据说他哭得比老人的亲生儿子还伤心。人们常常把粗扩与豪爽这两个词搭配起来描述一个人的性格，芒克是一个例外，他是豪爽的，又是细腻的。和他交往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无拘无束的芒克，在日常生活中居然是一个近乎于有洁癣的人，他的穿着总是那么整洁，他收拾厨房比任何主妇都仔细，哪怕有一个排的人在他家狂吃暴饮，他都要亲自清洗餐具、整理房间。芒克的诗和他的人一样，魁力在于自然天成，杨健在《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学》一书中写道：“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赤裸躯体散发出泥土和湖水的气味。”书中记载：芒克1970年开始写诗，1973年起与多多开始建立诗歌友谊，相约每年年底像决斗时交换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也许是为了应付决斗，这一年多多抄下芒克最初的诗句：“忽然，希望变成泪水掉在地上／又怎能料想明天没有悲伤。”有人戏言，芒克除了《北京晚报》不看任何读物。这显然不是事实，但可以部分地说明他写诗不是源于形而上的思想，他不是思想性者，也不是文人，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打架、喝酒、流浪、恋爱的生活场景构成了他浪漫人生的早期背景，他插队的河北农村白洋淀水乡是他成为诗人的摇篮。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准确，是否能被本人所接受：如果说振开写诗是思想，那么芒克写诗则是呼吸。 在《今天》的朋友中，当时与我私交较多的当属万之，至今仍然不能忘记我们和龚巧明同爬香山鬼见愁的情景，不能忘记他喝我用小奶锅煮几毛钱一两的咖啡时的尽兴。万之本名陈迈平，是上海赴内蒙插队的知青。1977年考人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后考人中央戏剧学院攻读外国戏剧，获硕士学位。也许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学者家庭，父亲是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成为《今天》作者里学历最高书卷气最浓的学者型作家。他是杂志的主要小说作者，从第二期开始，几乎每期都有他的小说发表。在这本靠诗歌起家的杂志里，他的小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迈平的小说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在历来以社会性来衡量创作水准的中国文学中，在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盛行时，他超前地把他的关怀倾注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即使是在这本高水平的纯文学杂志中，他在人本层面上对人性的揭示也是深刻而独到的，其中《自鸣钟下》、《雪雨交加的夜晚》、《开阔地》等篇章，今天读来仍然不失光彩，其技巧也仍不陈旧。相比之下，北岛的《归来的陌生人》、铁冰的《墙》倒显出更强的社会性。记得我曾因迈平关于《人最爱的是自己》的表达而备感吃惊，他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每个人都爱自己胜过爱他人，包括他本人亦如此。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知道他这话只为了表达他对自我的看法，表明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并不是他的人生哲学，他也许只想说明这是人生在恶世上赖以保护自己、拯救自己的唯一逻辑。幸亏在这个世界上他还爱自己，否则，他的忧郁、敏感、内向甚至孤僻，在这样的现实生活中将多么不堪一击。”我想，不会有人因此而把他误解为一个自私的个人主义者。迈平1986年出国，先是在挪威，以后又到了瑞典，现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十几年未曾谋面，但我却觉得对他的了解比原先加深了许多。我很少把他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或者说我不愿意把他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作家，虽然我承认、欣赏他的才华；不仅仅是男人，虽然一个优秀的男人该具备的魁力他都具备；不仅仅是倾诉对象，虽然我会对他非常坦率。我们的友谊，以及他与我丈夫生前的友谊，不是可以物化和量化的，甚至不是可以用语言表达的，正如他的来信所说：“死者无言，生者亦无言，我想用无言的方式继续和老周的对话。”这是我一生中很少有的一个保持远距离的亲密关系，它弥漫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浸润着我常常几近枯竭的生命，使我将唯美的人际理想保持至今，因此我无比珍爱这份友情。近年来，他在海外仍然不是以中国人惯常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是以一个人的良知，参与海外《今天》的编辑。在通信和通话时，我却丝毫感受不到他的昂扬和满足，反而时有情绪低落的表露。对于我所熟悉的迈平，这应该说是必然的。和国内相比，国外的政治气氛固然自由宽松，人际关系固然简单，但他天生做不来轻松的人。不管他对西方文化是否认同，不管瑞典实际上多么祥和，只要这个世界上还不能把人的价值视为唯一的价值，只要地球村中臭氧层的破坏对于西方东方富人穷人具有同等影响，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不可能真正地轻松。况且，具有现代主义理念的迈平，迷恋卡夫卡、加谬、萨特的迈平，不可能既认同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同时又认同西方文明；既对人性和人的价值持怀疑悲观的态度，又对人生充满理想主义。可以想象，迈平活得如何尴尬和吃力。 我始终把赵南看成是《今天》中的一个特殊人物。作为一个艺术家，他不像马德升那样神经质，不像芒克那样放浪无羁，也不像北岛那样固执，但是与任何艺术家相比，他都不缺少浪漫和才情，《今天》发表的诗和小说，都是他的处女作。《给你》（署名凌冰，发表在第四期《今天》）是一首歌颂西单墙的诗，与《今天》的其他诗作相比，显然是过于直白了，在民刊遭受挫折的时候，诗人写道：“还是说欢乐吧／说明天的欢乐／说纯净的天空／说野外金黄的花朵／说孩子透明的眼睛……你是我童年温柔的梦／是小红帽、灰姑娘、白雪公主……”是谁，忍心让一个如此天真的人去面对灰墙？是什么残酷地把一个如此自由的心灵关进铁窗？在他远渡扶桑的这些年里，我常常想起他用一只手臂托着腮像做白日梦般沉思的形象，想起在他家度过的许多个周末的晚上。他的家在市中心，居室又大，布置得又有格调。数不清有多少人出人其中，那里几乎成了公共场所，很多人坐在他的沙发上、床上，喝着他准备的茶水，却不知道主人是谁。不管什么时候去，不管你带了什么人去，都能得到他的热情款待。在那间房子里，隔周一次召开《今天》作品讨论会，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朋友聚在一起，朗诵自己的或名家的诗歌、小说，我曾为王力雄朗读小说《永动机患者》（署名晨漠，发表在《今天》第七期）；听振开朗诵玛格莉特·杜拉的《琴声如诉》（载于《世界文学》），至今我仍然记得那篇小说优美的节奏和韵味；听振开的弟弟振先朗读《克罗齐美学的启示》（署名齐虹、史文，发表在《今天》第五期）的评价文章，老实地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克罗齐的名字，而国内公开出版这位美学大师的著作是在《今天》的介绍许多年之后。如今，赵南去日本已经多年，有消息说，他生活得不是很好。好在，赵南历来是无为而为与世无争的，他是真正的绅士，我相信，不管经济怎样桔据，生活怎样孤独，而他都是平和的，文雅的，高贵的。赵南赴日不久我曾经到他家去看望过他年迈的母亲，很多年过去了，我甚至不知道伯母身体可好，多年见不到儿子的母亲该如何打发儿子不在身边的日子？当年我们那么多人不分日夜去打扰她，她不曾有过抱怨，如今，不再有那么多人打扰，她是否会觉得寂寞？ 在我的理解中，写作状态和写作是两个概念，沉浸在回忆中，面对自己，不停止追问，便是进入了本质意义上的写作状态，而写作不过是把这一状态形式化、公开化的过程。一个写文章、写书的人必然要进入工作状态，未必能进入写作状态。《今天》的作者，在国内寥寥无几的人中，处于写作状态的更是屈指可数。田晓青是以一个文学青年的形象进人《今天》创作群体的，他曾以读者身分给编辑部写信，很快便在《今天》开始发表诗作。但他的辉煌不在《今天》时期，1988年，晓青的系列长诗《闲暇》的圈内引起反响。“梦中动荡的省份！当一阵凉风刮过，所有的征伐之事，都在一部手抄的私家论文集上发出枯叶般恼人的喧嚣……”很少有能把自己放逐于文学之外的诗人，而晓青则表现出了这种特性，在《闲暇》中，诗人像一个在历史长河中流亡的智者，洞穿人世浮云，在广阔的背景下关照历史、概括历史。至于晓青的诗是否像有的人所说，是80年代汉语写作中的顶尖之作，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因为我与晓青的关系绝不仅仅是文学的关系。与晓青交往是《今天》停刊之后，那时他辞掉了北京电视设备厂的工作，周郿英把他介绍到一家公司。振开、江河、赵南都有过丢掉铁饭碗的处境，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困难的事，有时候还是滑稽的事。振开曾经跑到迈平家一本正经地讨论一笔贩卖带鱼的生意，赵南则实实在在地倒卖过一次香蕉，据说二车香蕉运到北京后，由于天气冷成了黑色的，搞得赵南焦头烂额，那年春节被戏称为“赵南的香蕉年”。晓青从那时起再没谋求过正式职业，他搞过印刷，做过皮货生意，到过广告公司，编过书，办过刊物，总之，他一直支撑着，挑着养家湖口的担子。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打开电脑，对着屏幕写下三五百七八百字。这时候，日常生活不存在了，物质不存在了，他进人回忆，在回忆中为自己再造一个人以及与之有关的世界。写作对于我，是现实生活向理想生活的逃避，我指望通过写作梳理自己，表达自己，提升自己，而晓青远没有我这样功利。他渴求的仅仅是一种状态，他之所以几年如一日，平和冷静地面对琐碎，就因为他能够保持这样一种状态。这不是他为写作设计的，而是他为自己的生命设计的，这是他自己和自己做的一笔交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作是他的压仓物，他因而不会像顾城那样翻船，晓青一定从中领略到了别人所无从领略的境界，所以他知足常乐，他的别无所求常常使我感动。我与刘自立的关系有几分戏剧性。“文革”中他是北京二十四中老初三的学生，1968年我小学毕业就近入学成为他的校友。自立的父亲是原《大公报》的人，后来负责中宣部国际处，参加过“九评”的写作，周恩来出访十四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他都随行，“文革”开始后跳楼自杀。自立因张贴大字报对血统论提出质疑而被打成反革命。上中学时我是学校的笔杆子，常写大批判稿，在批斗自立的全校大会上，我曾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言。那时的风气是，台上发言的人一喊打倒，红卫兵就扯着被斗人的头发扬起脸来示众。自立被带上台时身上穿着囚徒的棉衣，脚上带着镣铐，刺了光头，没有头发可以扯，便抠着眼窝。当年充满了阶级义愤的我并没在意这个细节，可是当我们在《今天》真正相识时，我首先忆起的就是这个场面。以后，当年的阶级敌人成了默契的朋友，这种戏剧性的关系变化是中国独有的，是“文革”独有的，可能也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自立是一个使人难以读懂的诗人，难以理想的小说家，难以亲近的人。他在骨子里，而不是表面上是个现代主义者，他在《今天》发表的小说《圆号》、《仇恨》（署名伊恕）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实验色彩，近些年则走得更远。如果—篇小说可以分而知之的话，我愿意承认他的实验性小说我只能读懂五分之—，如果不能，只好承认我百分之百不懂。不管他的试验是否成功，但我认为，在《今天》的作者里，他是在绝对意义上从事文学，而不理想的、信仰的抑或社会的意义上从事文学。在他看来，中国现代诗与中国古典诗词相比是一种倒退，他为中国的诗人和作家，包括评论家不能从文字本身进行革命性的试验而感到焦虑和无奈。尽管如此，他一如既往地思考、读书和写作，而国内却很少有人能认同并欣赏他的作品，因而他的作品很少有机会发表。他写作的效率之高让我望尘莫及。在报社喧闹的办公室里，他能够做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个工作日下来，便可以完成一篇小说，而且都是一挥而就，一气呵成。他像一只蜗牛，幽闭在一个硬壳里，全身心地营造个人写作状态，与众多大陆作家毫无共同之处，并且安于这种毫不相干的现状。 我在这里见识了许多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人物。一些不明来历的外地画家是编辑部的常客，他们不修边幅，嗓音嘶哑而又滔滔不绝，四川的薛明德瘦小而活跃，看到他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跳来跳去的小松鼠，总也摆脱不掉滑稽的感觉。他们都是最初在京城闯荡的流浪艺术家，他们把自己的现代派作品挂在西单民主墙，引来无数好奇但不解的目光。我这个循规蹈矩的人从此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人，可以过这样一种生活——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没有固定的住所，在简陋的房子里，喝最廉价的酒，做自己认为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也许所有搞艺术的人都喜欢为自己设计一种独特而古怪的形象，就像顾城总戴一顶用牛仔裤的裤腿剪成的帽子一样，马德升则总穿一条黑色的裤子、一件草绿色的军装，戴草绿色的军帽，背军用挎包，这身打扮似乎成了马氏品牌标识。在80年代的中国颇有后现代的意味。他拄双拐靠一条腿走路，而速度快得我这个正常人几乎跟不上。据说，冬天，他常常在结冰的路上滑倒。除了画画，他也写小说，第一期上的短篇小说《瘦弱的人》（署名迪星）就出自他的手笔。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演说家，“星星美展”游行时，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挥舞着因拄了几十年双拐而硕大无比的手，边走边发表演说，吸引了众多围观的群众。因为艺术，我想还因为残疾，他过于敏感而脆弱。一次在圆明园聚会，他喝了过量的酒，任性地出口伤人，扔掉拐杖甚至把搀扶他的人咬伤。当时我并不在场，是事后听我弟弟徐勇讲的，深夜，徐勇骑两个小时自行车把他从圆明园一直带到市中心。马德升的情绪似乎永远是亢奋的，不管是高兴还是气愤，总爱使用最极端的言词，最夸张的表情，苍白的脸上深陷的眼睛又黑又大，专注地注视着谈话对手，他的神经质使人觉得他简直就是一只惊弓之鸟。80年代中他到了法国，听说在一次车祸中他的女朋友当场毙命，他本人也几乎丧生，这使他原本不寻常的经历更增加了传奇色彩。很难想象，这样一个马德升曾经是他原单位的团支部书记，是行业内的先进工作者。超出常规的行为都应该能找到变化的动因。比如我，上中学时，我是写大批判稿的能手，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当小学教师时，曾经因为没发展我入党而委屈得直哭。如果不是两年无辜的牢狱之灾，可能如今我会是一个模范的小学教师。这不等于说现在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好教师，事实上，这是我少年时代的职业理想，但我不知道，现在还允许不允许让我当一个好教师。我不了解马德升的早期经历，也没和他深谈过，不知道他的变化、他的反叛是由政治始，还是由艺术始；是由思想始，还是由性格始。想起他，我便会不由自主地问：使马德升超出常规的动因是什么呢？他在何时何处偏离了原来的轨迹，从北京柴棒胡同一个极其普通的小院里的一间兄弟三个合住的拥挤的平房里走出来，走向76号，走向西单墙，以至走向美国、法国，从架着双拐到坐上轮椅？与马德升的躁动与疯狂形成反差的，是钟阿城一向的不温不火。我在《今天》认识的艺术家中，阿城可以被称为智者，不只因为他的画好，更因为他人活得明白。他曾经对我说：“我这个人好色。”还没等我从尴尬中醒过味来，他解释：“色不光指女人，应该指一切好东西，比如好的音响，好的照相机镜头。’他是追求完美的，日常生活就是他的审美对象。在德胜门内那间破得屋顶几乎要塌下来的平房里，穿着中式小褂儿、面带菜色、弱不禁风的阿城，喝二锅头酒，抽劣质烟草，吃炸酱面，画画和摄影，还悄悄地写小说。80年代中，阿城爆出冷门，小说《棋王》引起轰动，他被评论界称作寻根派的代表人物，当“琼瑶热”在大陆方兴未艾的同时，“阿城热”在台湾风起云涌，阿城一夜之间成为公众人物。他在小说首页的作者简历中写道：“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些钱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外出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这是典型的阿城式表达，一个不自信的人是不敢在公众面前这样讲话的，别人崇拜你，如果把自己太当回事，会被认为是狂妄，如果把自己太不当回事，会被认为是对别人的蔑视，只有阿城能这样说，他有实力这样说。 《今天》一共发行了9期，被迫停刊以后，又以“今天文学研究会会刊”的名义出版了3期，时间从1978年12月至1980年12月共两年，这在民办刊物中是最长命的。没有北岛、芒克、黄锐等人就没有《今天》，这是事实；没有北岛的《回答》，没有芒克的《天空》，没有郭路生的《相信未来》，没有江河的《纪念碑》，就没有《今天》在中国现代诗历史中的地位，这也是事实。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已经被足够多的人评说并记住。他们被接纳、被认可，首先因为作品所达到的高度，在国内他们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代青年崇拜的偶像，在国际受到盛情欢迎。他们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据说北岛不止一次被提名获诺贝尔文学奖，芒克的作品也在世界许多国家出版。其次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发表在民办刊物《今天》，它出自共产国际仅存的社会主义堡垒，所以被西方世界涂抹上持不同政见的色彩。但这终究还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西方人无法想像，在一个不准许选择的社会做出选择需要具有怎样的勇气，付出怎样的代价。我相信，虽然作为诗人，他们有长于常人的想像力，但是，当他们穿着破旧的大衣，顶着凛烈的寒风，提着浆糊桶在北京的街头张贴《今天》时；当他们面对父母亲友的劝说和叮咛时；当他们放弃每个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职业时，绝对想像不到日后的功名和与之相随的困境。即使是像振开、芒克被戴上了诗人的冠冕，也是个荆冠，谁也没有看到他们被荆棘刺破的伤口和他们流血的内心。所以相对于文学成就来说，更应该张扬的，首先是《今天》所代表的精神。 而要真正理解所谓《今天》精神，就不能不了解它的追随者们。使用“追随者”这一词也许并不准确，因为对于《今天》来说他们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这些幕后者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作为文学同仁刊物，北岛、芒克、万之等撰稿人是非凡的、唯一的、不可替代的，是很多人想做而做不来的，而鄂复明、周郿英、王捷、李南、桂桂、小英……他们可贵和可爱之处正在于，他们所做的，是很多人都能做而没有做，想做而不敢做的。如果说，一些人政治上受到的迫害已被他们的文学成就抵消了，而那些根本没有文学梦想的，动力何在呢？ 比如桂桂，严格地说，她甚至算不上一个文学爱好者，她的职业是护士。当年，她手持一本天蓝色的《今天》与振开在大街上接头，被领进一间毫无浪漫色彩的破房子，以她那纤弱的手臂印刷、装订没有她属名的杂志。至今她仍然是一名普通的护士，与文学与政治无涉，但因为那段历史却少有了普通人的安宁。 我在以上提到的振开家的聚会中与周郿英邂逅。周郿英是在民主墙上看到《今天》的，当晚在他那间临街的办公室里就像每天一样，向朋友们发布了这条有关民主墙的要闻，并发表评论说：“如果这个刊物能坚持下去，其影响将意义深远。”当时他找遍了整个刊物没有发现通讯地址，只有刊物的末尾留有一张白纸，便把姓名和地址写在上面。第二天，李南和王捷紧随其后，也留下了自己的姓名。那张白纸向他们昭示了某种莫名的希望，使他们身不由已地卷入其中。我想这绝不是偶然的，他，也包括李南、王捷等人，始终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物，所以，与其说吸引他们的是那些诗句，不如说是那杂志所象征的创造精神和叛逆精神，至此，他们从边缘走入与官方对峙的主流。老周以其年长，以其稳健，以其善解人意在编辑部备受尊重，成为全体同仁亲敬可赖的兄长。1994年他死于疾病，振开以今天杂志社的名义发来唁电：“作为编委，以多病之身日夜操劳，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特别是在手工作坊式的出版与印刷过程中，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大家敬重他，他是《今天》的老大哥。老周，你的一生简朴、自重、宽宏、始终如一，你在提醒一个道德伦丧的年代的到来。”朋友们在悼词中这样写道：“在世界各地的你的朋友，都因失去你，心存一块难以弥补的空缺，又因你的精神永在而感恩于命运慷慨的馈赠。” 提起《今天》就不能不提鄂复明，大家都习惯叫他「老鄂」，而那时他也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他在内蒙牧区插队多年，1979年初回北京的第三天就被李南拉着来到了编辑部，从此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可能许多人难以把一个手指永远嵌着黑色机油的汽车修理工和一份纯文学刊物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上，他是《今天》存亡的真正的亲历者、目击者。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大家庭，他就是管家；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单位，他就是后勤部兼财务部部长；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杂志社，他就是总编室、办公室主任兼会计、编务、校对。他操持对内对外的每一件事，他关心男男女女每一个人。有了他的勤奋，杂志始终和几百个读者保持通畅的联络，几乎每一封来信他都亲笔回复，田晓青感慨地说，当年他收到的回信是他有生以来最让人激动的文字。有了他的细致，使得杂志在经费极少的情况下得以坚持和发展，他记录每一笔开支和收入，小至五毛钱一本卖出的杂志收入，大至购买三百多元一台手摇油印机的支出。芒克被工厂除名之后，编辑部每月给他三十元生活费，因为怕他没计划地花钱，老鄂每月把三十元分成两次发；编辑部所有信件、稿件、订单、帐目他都细致分类后妥善保存着。可能除了他，很少有人保存着一套完整的《今天》，至今不管是谁，都要在他的监护下阅读，毫不夸张地说，比他个人的财产更加宝贵。我无法例举他做的一切，因为那实在是太琐碎太细微了，对于一个将被载入史册的杂志，那也许是不值一提的，但对于一个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生存下来的民办刊物，那实在又是不能忽略的，日后他们承受了种种来自家庭，来自舆论善意和非善意的压力，但没有谁被压垮，他们从不发牢骚、泄私愤，一如既往地生活着，承担着为人妻，为人夫，为人父，为人母的责任，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在接人待物的每一个细节中，一以贯之地坚守着自己的人格信念，绝不在精神的层面上降低生活的标准。像初来《今天》时一样，他们远离文学创作，远离政治，远离《今天》的光环，唯独无法远离的，是中国特有的社会档案给他们带来的麻烦。 1989年以后，振开在欧洲恢复《今天》，以后又迁到美国，曾有人对此表示不平，好像《今天》是一棵结满了鲜桃的果树，所有浇过水、铲过土、剪过枝的人都应该平分秋色。有趣的是，这种议论在局外人中搞得沸沸扬扬，《今天》圈内的人却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这一事实。躺在病床上的周郿英对李南说：“《今天》的事，芒克和老鄂不说话，别人谁还有资格说话？”事后，李南对刘迪转述此话，刘迪说：“老周都认为除了芒克和老鄂别人没资格，谁还能再说什么？”我是想说，《今天》的名声、地位对于这些人来说，没有多大意义。他们不会因自己曾是《今天》的一员而骄傲，但是《今天》完全有理由因为有了他们而骄傲。我相信，因《今天》脱颖而出的人们，谁也不会遗忘他们。 所以我说，他们是一些真正的精神贵族，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理想主义不是创造神话，而是身体力行地试图将神话变为现实。如果谁有幸感受这样的生命状态，有幸在这样的氛围中被薰陶，有幸在这种群体中被点燃，他可能仍然是平凡的、贫穷的，但他不会庸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展示的是一种境界，一种姿态，一种生存方式，一种人文精神，所以可以穿过昨天而历久弥坚。 历史往往无公正可言，有些人注定是永远的发言人，另一些人则注定是永远的听众，注定要被埋没。但是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有权选择是站在历史一边还是相反，有权选择述说历史的角度和方式。我想告诉对当年的情况一无所知的人们，同时也提醒得益于《今天》的人，不该忘记那些曾经以献身精神“陷入”《今天》，却因此而荒芜了的人。 用“荒芜”这种字眼来表述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是残酷的，然而事实也许比我所能够通过文字表述传达出来的更为残酷。 《今天》创刊时，崔德英是个二十刚刚出头的小姑娘，我不知道她是通过别人介绍，还是自已找上门来而走进这个圈子的。小英热情、谦和而柔弱，用一手整齐的字为杂志刻写蜡板，后来她也开始写诗，但作品没能引起大的反响。那时她是北京一家国营纺织厂的女工，想必为了杂志的事她常常请假甚至旷工。魏京生被审判，在中央电视台搞摄像的曲磊磊将他在法庭上的辩护词录音，民刊组织人把录音整理印刷装订成小册子，小英和黑大春等人都到民主墙前去卖，他俩同时被公安局抓走，大约一个星期后，因刘青“自投罗网”才被释放，如果她从此脱离这个圈子，成为一个顺民，一定早已是妻子，是母亲，是一个生活清贫的下岗女工，然而她没有，或许是因为她看清了一个进过公安局的女孩儿再不会被正统社会所接纳，或许是因为富有挑战和冒险的生活对她充满了诱惑，总之她越走越远，辞了职，有一段时间她在一凡的公司工作，后来患了精神分裂症，不止一次住进精神病院。 1994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中午，她突然打来电话，说要来看望我，电话里我觉得她很正常，见面之后她告诉我已经皈依佛门，并且打算领养一个被遗弃的女婴，我一本正经地劝说她领养孩子对她不合适时，她又改变话题说要做古玩生意，我这才意识到她仍然处于病态。有一段时间她常来我家，有时住在这里，她仍然热情、谦和而柔弱，只是喋喋不休，并且开始吃全素念佛。近来听不到她的消息了，向别人打听才知道，她又住进了精神病院。 我无法形容对小英这种状态的感受，是同情，是惋惜，还是怜悯？我不知道应该责怪谁，是她本人，还是看着她一步一步走出生活的每一个人？诚实地说，我很少想到她，每次想到她，我心的深处会隐隐地疼，但那只是一瞬间，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一次都没有去看望过她，从来没有给过她任何帮助，而我却不止一次地到北京郊区去看望住在福利院的郭路生，张罗过资助郭路生的捐款基金。在我的意识里，没有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也深知，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是自己选择的，谁也无力为别人承担后果。但小英在我的记忆中常常被遗忘却是事实。 小英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意义上被放逐而无法返回生活的其实不止小英一个。所以，当不得不准备结束本文时，我觉得必须要谈谈小英，同时也谈谈我自己的心态。 当年办《今天》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我们也还太单纯，为浩劫后的幸免于难而庆幸，对我们的奋斗和抗争充满了幻想。但是《今天》连同整个中国民主运动很快被封杀了，更没有料到，在《今天》创刊十年以后，中国发生了六·四事件。震惊之馀，不能不自问：我们还需为我们的幼稚和肤浅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毫无疑问，如果每个中国人不能像德国人记忆奥斯维辛的苦难和耻辱一样记忆文革和六·四，我们的民族必将长久地在漫漫自由之路徘徊。我们的子孙会给我们以同情，但未必会为我们而骄做。任何漠视灾难的成功，漠视牺牲的辉煌都没有意义，历史并不为颂歌留有过多的篇章。 《今天》曾以与官方文学抗衡的形象，以反叛者的姿态，进入中国主流文化的格局，成为反主流的主流，因此她的影响力和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曾对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给予认同、如今处于其社会边缘状态的《今天》，不可能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也不可能成为西方社会反主流的主流，她的面貌和意义必然会产生重大的变化。所有曾经和仍然热爱和关心《今天》的人们，都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为此而感叹甚至惋惜者大有人在，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中国人特有的心理情结和执着的思想方式。但是，正如我在本文的开头所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不同的使命，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使命，那么每一个时期的《今天》也必然会有不同的使命。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她不失去其独立的姿态和反叛的锋芒，不管有怎样的变化，都不会使曾经对其倾注了心血的人们失望。 我惭愧地发现，除了几篇不成熟的小说和散文，这十多年里我没有留下任何值得书写的东西，虽然我从没有停止过行走，也许因为脚步太匆忙，倒显出了印迹的肤浅。但我的确非常珍视那些年，因为我认识了一些对我一生极为重要的朋友，他们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获得了生命的底蕴。在这里，我写到了一些人，这种取舍完全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极为个人化的，讲述他们实际是在讲述我自己。还有一些没有特别写到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于《今天》，对于我个人不重要或不值得写，正相反，有些人是在这样的篇幅和结构中无法容纳的，比如S君，比如W君，他们在一段历史中的位置和在我生活中的位置是完全不同的。我不知道被我写到和没有写到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也不知道局外的读者是否会像1985年时的北大学生一样无动于衷？无论如何，那是我顾虑而又不及的。也许将来我或者别人会写一部《今天》的历史，叙述史实的真相，揭示人性的真实，那需要勇气。 三年以前的这个季节，后来成为我丈夫的周郿英离我而去。我之所以写下了以上的文字，大多是因为我们的儿子周易然，当年他还没有出生，如今也只有九岁，一个没有父亲的儿子只有靠母亲为他留下一点父辈的踪迹，我希望将来他能从这些文字中了解并感知他的父亲。在我来说，这是写作的理由，也是活着的理由。 1997年5月于北京 ------------------ 转自书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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